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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样的生理事件会使免疫系统知道它的主人正处于悲观、抑郁，或悲痛的状态呢？当儿茶酚胺变得很少时，另一种化学物质内啡肽（endorphins，即身体自己制造的吗啡）的活动就增加了。免疫系统能探测出内啡肽的水平，当儿茶酚胺很低时，内啡肽就高，免疫系统就会调低自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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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生物学上的幻想，还是悲伤、抑郁的确可以关掉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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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年前，澳洲有一些研究者找了26名刚刚丧妻的男士作为研究对象，他们为这些被试抽了两次血，第一次是在太太去世后的第一个星期，第二次抽血是在丧妻后第六个星期。研究者检查了这些男士的免疫系统变化。结果发现悲痛时免疫系统的活动减少了，T细胞没有像原来那样快速地自我繁殖。时间久一点以后，免疫系统又逐渐恢复。美国的学者同样也证实了这项研究的发现，并且把这项发现又往前推进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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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也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反应方式。有一项研究检验了37名妇女在经历人生重大变故后或抑郁时，血液中的T细胞和NK细胞的活动情形。她们血液中的NK细胞活动程度都比一般妇女低。她们的抑郁程度越严重，免疫系统的反应就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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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抑郁和悲伤会暂时降低免疫系统的功能，那么悲观，这个更长期的心理状态，就应该使免疫系统长期处于低活动状态。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悲观的人较容易，而且更经常地沉溺于抑郁，这表示悲观的人免疫系统功能一般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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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这个假说，宾州大学的研究生卡门（Leslie Kamen）、耶鲁的罗丁和我进行了合作，罗丁已经追踪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群老人的健康状况很久了。这些老人平均年龄为71岁，研究者每年多次去详细调查他们的营养、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儿孙的情况。每年这些老人要抽一次血，以检查他们的免疫功能。我们把这些资料拿来进行悲观程度分析，然后分析血液数据，看能否预测免疫活动的强弱。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乐观者有比较强的免疫功能。此外，我们还发现调查时老人的健康状况和抑郁程度都不能预测他们的免疫功能，唯有悲观会使免疫系统的活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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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这些证据很清楚地指出心理状态可以改变你的免疫反应。丧失亲人的悲痛、抑郁和悲观，都可以降低免疫系统的活动。至于这些心理因素如何作用于生理还没有很完善的解释，不过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大脑内有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在这些心理状态下被耗尽了，或是数量变得很少，进而引起内啡肽的增加，人体免疫系统的活动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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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很悲观，耗尽了你的免疫系统，那么悲观很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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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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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活得长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小时候有乐观的解释风格，那么一生都会比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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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们不能找一群长寿的老人，说他们大多数是乐观的，所以乐观者更长寿。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身体硬朗才乐观的，而不是因为他们乐观才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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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回答其他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解释风格是否很稳定，一生中都不太会改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的一个研究生伯恩斯（Melanie Burns）在老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寻求保留着自己十几岁时日记的老人。30位老人来应征，并把他们的日记交给我们，我们利用CAVE技术，描绘了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解释风格。此外，我们还要求这些老人每人写一篇较长的文字，描述他们现在的生活、健康、家庭、事业，我们对这篇文章也进行CAVE分析，得到了他们晚年的解释风格。那么这两次分析有相似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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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对好事件的解释风格在50年间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同一个人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会认为好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命运的作用，而另一个时期则认为是由于自已能力。但我们发现对不好事件的解释风格却是相当稳定的，50年中没有改变。一些在少女时期认为男孩子对她们没有兴趣是因为她们“不可爱”的女人，在50年后，同样认为她们的孙子不来看她们是因为她们“不可爱”。我们看待不幸事件的方式——我们的悲剧理论是一生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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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要的发现使我们更接近了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年轻时的解释风格是否会影响以后的健康状况）。在提出我们的问题之前还有哪些应该知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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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有下列特质的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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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他们年轻时，他们留下许多对原因进行分析的评论或记录可供我们做CAVE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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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必须确定他们在写这些评论时，他们是健康的、成功的。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们那时身体不健康，或已经失败了，那么他们可能是悲观的，而悲观会使他们以后较不健康。如果是这样，可能只是因为早期的疾病或早期的失败造成了不健康的生活，而不是悲观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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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需要的被试是每年固定做体检的人，这样我们才能画出他们一生的健康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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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我们需要年纪很大的被试，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一生的健康预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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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要求显然比较苛刻，到哪里可以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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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高材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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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一直是我很尊敬的心理分析学家，1978—1979年我有幸成为了他的“同学”，我们一起被邀请去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做一年的研究。瓦利恩特深信心理分析理论中的防御理论，他认为影响我们一生的不是有多少次不幸事件，而是我们怎样在心理、精神上去对抗它们。他认为对不幸事件的习惯性解释是自我防御的一种，他曾花了10多年的时间追踪研究一个很特殊的样本，在他们从中年进入老年时详细地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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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兰特基金会（William T.Grant Foundation）曾经研究过身体健康人群的成人期生活。这个研究最初设计者是想通过追踪一群绝顶聪明的人来调查决定成功和健康的因素。所以他们找了哈佛大学5个年度的大一学生，从里面挑选出200名身体状况绝佳、智力和社交能力一流的学生作为追踪对象，这大约占哈佛大学1939—1944年入学学生的5％。这些人现在都70岁左右，且全力配合这项研究50年了。他们每5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并定期接受访谈，不停地填写各种问卷。他们为研究影响健康和成功的因素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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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研究项目的主持者因年纪太大，而无法继续时，他想找年轻人继续追踪研究到这些被试去世。那时正好是这群哈佛毕业生毕业25周年聚会，项目主持者选择了瓦利恩特。瓦利恩特那时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年轻精神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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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恩特在格兰特研究中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20岁时的财富并不能确保以后的成功和健康。这些哈佛人中有相当多的人失败了，或是不健康，例如婚姻的失败、破产、酗酒、很年轻就得了心脏病、自杀等。这些哈佛人与同时期生长在贫民窟的同龄者所经历的伤心事和打击一样多。瓦利恩特想找出哪些因素可以预测这些哈佛人中什么样的人会有好生活、好事业，什么样的人又会潦倒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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