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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高材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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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一直是我很尊敬的心理分析学家，1978—1979年我有幸成为了他的“同学”，我们一起被邀请去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做一年的研究。瓦利恩特深信心理分析理论中的防御理论，他认为影响我们一生的不是有多少次不幸事件，而是我们怎样在心理、精神上去对抗它们。他认为对不幸事件的习惯性解释是自我防御的一种，他曾花了10多年的时间追踪研究一个很特殊的样本，在他们从中年进入老年时详细地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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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格兰特基金会（William T.Grant Foundation）曾经研究过身体健康人群的成人期生活。这个研究最初设计者是想通过追踪一群绝顶聪明的人来调查决定成功和健康的因素。所以他们找了哈佛大学5个年度的大一学生，从里面挑选出200名身体状况绝佳、智力和社交能力一流的学生作为追踪对象，这大约占哈佛大学1939—1944年入学学生的5％。这些人现在都70岁左右，且全力配合这项研究50年了。他们每5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并定期接受访谈，不停地填写各种问卷。他们为研究影响健康和成功的因素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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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研究项目的主持者因年纪太大，而无法继续时，他想找年轻人继续追踪研究到这些被试去世。那时正好是这群哈佛毕业生毕业25周年聚会，项目主持者选择了瓦利恩特。瓦利恩特那时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年轻精神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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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恩特在格兰特研究中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20岁时的财富并不能确保以后的成功和健康。这些哈佛人中有相当多的人失败了，或是不健康，例如婚姻的失败、破产、酗酒、很年轻就得了心脏病、自杀等。这些哈佛人与同时期生长在贫民窟的同龄者所经历的伤心事和打击一样多。瓦利恩特想找出哪些因素可以预测这些哈佛人中什么样的人会有好生活、好事业，什么样的人又会潦倒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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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说过，瓦利恩特主要关注的是防御机制，即这些人对抗不幸事件的特殊方式。有些人还在大学时就能以成熟的方式来面对失败——以幽默、利他、升华等方法来自我排解；而有些人就不行，例如当女朋友移情别恋时，他们用否认、投射等不成熟的防御方式来解释这个打击。那些在20岁时就已有成熟的防御机制的人以后会比较成功，比较健康。当他们60岁时，这些人没有患上心脏病、高血压等这类慢性病，但那些年轻时没有成熟的防御机制的人，有超过1/3的人到60岁时健康状况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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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们在年轻时都留下了相关资料，而且他们当时都很健康、成功，他们的健康状况一直被密切地追踪着，现在他们都处于中年后期。此外，我们还了解了很多有关他们人格、生活情况的信息。那么，这些人中，乐观者是否会比悲观者更健康、更长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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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恩特很慷慨地答应与彼得森和我合作。我们决定用“密封的信封”（sealed-envelope）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我们不去了解这些人是谁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我们先随机抽取出一半被试（共99人），并调用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来团聚时所写的文字。这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充满了悲观和乐观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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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沉了，因为那个海军上将是个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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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可能跟那些人相处得好，因为他们嫉妒我是哈佛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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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CAVE技术分析了所有的文字，绘制了青春期结束时每个人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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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雪天，彼得森和我飞往达特默斯，瓦利恩特在那里做精神学教授，我们三个人共同打开了密封的信封，看这个人实际的生活情形与我们所勾画出来的解释风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他们60岁时的健康状况跟他们25岁时的乐观程度有密切的联系。悲观的人比乐观的人更早开始生病，而且更严重，这个差距到45岁时已经非常显著。在45岁以前，乐观对健康没有影响。在45岁以前，男人一般保持着跟25岁时一样的健康状况；但到45岁以后，男人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这个坡下得有多快、有多陡，可以从他25岁时的悲观程度来预测。此外，当我们把防御方式，25岁时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态输入电脑程序中时，乐观这个因素被分离出来，成为决定45岁及之后20年的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这些人现在正步入老年，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可以验证乐观除了可以预测健康外，是否也能预测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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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你的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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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有许多证据表明心理状态的确会影响身体健康。抑郁、哀伤、悲观对我们的健康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已不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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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影响的每个环节都是可以验证的，失败——悲观——抑郁——儿茶酚胺减少——内啡肽增加——免疫系统被抑制——生病。这里面没有不可测量的过程。此外，如果影响的过程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环节上进行治疗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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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机会一生只有一次，”罗丁这样说。罗丁是个奇人，她40岁之前就成为了耶鲁的教授，东部心理协会的会长。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她把我们找到纽黑文市来开会，告诉我们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去向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申请支持，以发展日益壮大的“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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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害羞、声音轻柔的匹兹堡心因性肿瘤学（psychological oncology）教授利维（Sandra Levy）开口了。她略带激动地说：“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尝试治疗和预防。罗丁和马丁已经告诉我们，悲观的解释风格会造成免疫功能下降。现在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认知疗法能改变解释风格，并治疗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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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完后，出现了较长时间、令人难堪的沉默，除了这个房间里的人，几乎没有人相信心理治疗会提高免疫功能，更没有人会相信心理治疗可以治疗癌症。对其他心理学家来说，这是冒牌科学家或不学无术的江湖郎中说的话，没人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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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我同意利维的话。”我这样说，不太确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让我们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改变免疫系统看看。如果我们错了，我们不过是浪费了几年的时光而已；但如果我们是对的，并且能说服政府去做更好、更精确的这类实验的话，我们就给医学保健系统带来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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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罗丁、利维和我决定去试一下。我们要求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我们做一个小规模的关于认知疗法提升免疫系统的研究。这个要求很快被核准了，所以在后来的两年里，我们治疗了40名直肠癌和皮肤癌患者。这些病人在接受放化疗的同时，另外每周接受一次认知治疗，共12周。我们设计这些治疗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愈抑郁症，而是要引导病人采用一些新的思考方式来应对打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自觉的思想，当他们钻牛角尖时，想办法使自己分心，然后与自己的悲观解释争辩，反驳自己的悲观看法（详见第12章）。另外，我们还教他们如何放松，如何应对压力。当然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控制组来做比较，他们也是癌症病人，接受同样的放化治疗，只是没有接受认知治疗和放松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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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你应该来看看这些数字！”我从来没有见过利维这么兴奋。这是两年后，11月的一个早晨，她打电话给我。“接受认知治疗的病人的NK细胞活动性提升得非常快，但是控制组的病人并没有，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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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认知疗法的确增强了免疫系统的活动，就如我们预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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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断言是认知疗法改变了疾病的方向或拯救了这些癌症病人的生命还太早，时机还未成熟。但是这个小型的研究足以说服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我们做长期的研究。从1990年开始，我们对更多的癌症病人进行认知治疗，想办法提升他们身体的免疫能力，进而击败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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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也会尝试预防。我们对高危人群进行认知治疗（详见第12章）。这些人包括刚离婚或刚分居的人，以及驻守在南北极寒冷地带的军人等。一般来说，这些人患病率比普通人高，改变他们悲观的解释风格是否会增强他们免疫系统的抵抗力，而少生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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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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