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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号”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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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对自我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赋予个人的权利也是前所未有的：你可以改变自我，甚至改变自我思考的方式，因为这是一个强调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的时代。目前自我膨胀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个体的无助已经到了需要被治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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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当刚刚出现生产线时，人们只能买到白色的冰箱，因为把生产线上的每一台冰箱都喷上同样的颜色比较省钱。1950年以后，人们开始有了选择。由于科技的进步，使得工厂可以给冰箱喷上不同的颜色，而依然有利可图。科技打开了巨大的个性化的市场，这个市场可以满足个人特定的需求。现在的牛仔裤已经不一定是蓝色的了，它可以有几十种颜色和款式；每一年汽车公司都推出各式各样的新款汽车；市面上有着成百上千种啤酒和饮料；单单是阿司匹林就有几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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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造个性化的市场，就需要广告绞尽脑汁地宣扬个人控制。当人们有很多钱来进行消费时，个人主义就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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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财富跟几百年前的富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中世纪的王子，他很富有，但他的财富不能转变成购买力，他没办法卖他的领地去买马，就像他没有办法去卖他的爵位一样。但我们今天的财富是建立在五花八门的选择上，我们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多的音乐会、更多的书、更多的知识，甚至有人说我们有了更多的可以去选择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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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欲望的大幅提高，也带来了工作和爱情上的期待（或者说可接受的程度）。以往只要工作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我们就很满意了，但今天却不行。它必须要有点意义才行，同时还要有升迁的途径和空间，同事间要意气相投，还要有良好的退休制度，这样我们才能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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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婚姻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它不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我们要求配偶性感、苗条，谈吐有风趣，网球要打得好，等等。这些期望的提升来自我们选择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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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选？所有人。现代人不再像古代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个农民。现在他们有无数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其结果就是一个新的自我，一个“特大号”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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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财富和科技使自我发展到了顶点。不管好还是不好，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特大号自我的文化中。过度膨胀的自我带来了危机，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抑郁症的泛滥，我认为抑郁症的流行跟特大号自我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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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隔离的情境下，自我的扩张可能有正面的效果，它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把潜能发挥出来。但事与愿违。我们这个时代自我的扩张正好与公共意识的消失同时发生，人们失去了生存的高层目的，而生活目的的消失与共同意识的薄弱，为抑郁症的繁殖提供了最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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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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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他自己而活，那的确是一个很贫乏的生命。人类需要生活在意义和希望中。我们以往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希望，当我们遇到失败时，我们可以停下来，在这个意义和希望的精神堡垒中休养一下，重新去思考我是谁。我把这个叫做公共意识，它包括我们对国家、神祗和家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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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5年里，削弱我们公共意识的事件不断发生。这使得我们几乎要赤裸裸地去面对生活的冲击。总统的被刺、越战、水门事件等，破坏了我们对国家的期望。因此，爱国、对国家忠诚不再能带给我们希望，这使得人们从内心去寻找自我满足，使得人们更加注意他们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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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事件削弱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社会趋势也减弱人们对神祗和家庭的依赖。本来宗教和家庭是可以取代国家而作为希望和目的的来源的，但不幸的是对国家信心的消失与家庭的破裂、信仰的崩溃几乎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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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离婚率、快速的人口流动以及低出生率是家庭瓦解的三大原因。由于离婚频繁，家庭不再是我们的避风港。高流动率严重动摇了家庭的凝聚力。最后，美国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小孩，这样他们很可能没有兄弟姐妹，非常孤独。虽然父母投到孩子身上的注意力在短期内似乎对孩子非常有利（父母的注意的确使孩子的智商提高了0.5），但是长远来讲，它使孩子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他自己的快乐与痛苦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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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你对神祗失去信仰，对国家保护你的力量失去信心，当家庭瓦解时，你还可以去哪里寻找认同？寻找人生的目的？寻找希望？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我们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这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特大号自我，对抑郁症可以说是坐以待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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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的兴盛和公共意识的薄弱都会增加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而这两者同时发生在美国的现代历史中，依我看，这就是抑郁症在美国泛滥的主要原因，造成泛滥的机制则是习得性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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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4章和第5章，我们看到当人们面临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失败时，他就会有无助感。这个无助感越来越强烈时就会变成无望，最后升级成为严重的抑郁症，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永久性的失败，把责任都归因为自己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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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中免不了有失意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挫折、失败、闭门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中，除了个人，它不再重视其他东西，而当个人遭遇不幸时，他也不能从社会得到任何安慰。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会对它的成员的损失加以安慰或补偿，使无助不致于升级成无望。一位心理人类学家希弗林（Buck Schieffelin）曾到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卡鲁里（Kaluli）中寻找类似文明世界的抑郁症，结果他一无所获。当卡鲁里人饲养的猪跑掉时，这个人会很伤心，但是族人会再给他一头猪，这个损失会由全族人共同承担，所以他的无助不会升级成无望，他的损失也不会扩大成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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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抑郁症的泛滥不全然是因为社会不施予我们援手，很多时候其实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悲观解释风格使得人们把失败归因于永久性、普遍性以及人格化的原因。个人主义的抬头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失败大概就是我的错。既然没有别人存在，当然好坏都是自己的事。公共意识的丧失意味着失败是永久的、普遍的。由于神祗、国家、家庭都不再重要，因此个人的失败看起来就像是天大的灾难。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时间随着个人的死亡而终止，因此个人的失败似乎就是永久的，而且这个失败得不到任何慰藉，这使他的一生都受到这个失败的影响。如果我们有超越自我的、比较高远、比较宏大的信仰时，个人的失败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永久，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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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面就是我的诊断：抑郁症的泛滥来自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公共意识的消失。这表示我们有两个出路：第一就是改变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寻求新的平衡点；第二就是找出特大号自我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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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号的自我会有怎样的未来？我认为如果不对个人主义加以限制和规范，它就会像脱缰野马，不但会毁了我们，也会毁了它自己。因为盛行个人主义的社会都会充满了抑郁症，而当别的社会看出个人主义会使抑郁症增加10倍时，个人主义自然就会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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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命的无意义感。有意义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它必须依附到一个比自我更大的东西上去。你可以依附的东西越大，你所拥有的意义就越多。如果年轻人不能正视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在乎他对国家的责任，也不再是一个大的、紧密的家庭的一份子时，他就很难在他的生命中找到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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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就是，自我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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