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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容易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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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论文开始定期在期刊上出现，开始面对学习理论学家的怀疑态度，以及严厉的批评。他们的批评都是技术上的或微不足道的，持续了20年后，我们胜利了。即使是最顽固的行为主义者也开始教他的学生习得性无助的概念，以及如何做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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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建设性的研究是把这种“习得性无助”应用到人类身上。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位日裔美籍研究生，30岁的裕人（Donald Hiroto）。裕人当时在寻找论文题目，写信来问我们实验的细节，“我想把这个研究应用到人身上，但是我的教授们都对这个应用的可能性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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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人的实验过程与我们的非常相似，他先将一组被试带入一个房间，把音响的声音开得非常大，让他们想办法把声音关掉。他们试着按控制面板上的各种按钮，但噪音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把声音关掉。另一组被试则是只要按对了控制按钮的排列组合，就可以把声音关掉。最后一组的被试则没有受噪音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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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裕人把被试带到另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实验箱（shuttle box），当你把手放在实验箱的一边时，就会有很难听的声音出来，把手移到另一边时，这个噪音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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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一个下午，裕人打电话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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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他说，“我想我们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那些一开始接受不可逃避的噪音的那组人，你能相信吗？他们大多数人就坐在那儿忍受，而不会试着把手移到实验箱的另外一边去。”我可以感受到裕人的兴奋，虽然他尽力保持职业性的语气。“就好像学会了他们对噪音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他们连试都不试一下，即使时间、地点、情境都改变了，他们把前面对噪音的无助带到了新的实验情境中。但是，所有其他的人——那些在第一部分实验里可以关掉噪音以及在控制组的人，都很容易就学会了关掉噪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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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这可能是这些年的努力所达到的顶峰了。如果人可以因为噪音而学会无助的话，那么真实世界中的人常常经受挫折和打击，他们很可能会学会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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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裕人的发现，每3个人中有1个人不会变得无助。在我们的实验中，也是每3只动物中有1只不会变得无助。在后来的实验操作中，我们制造出许多无助的情境，这些实验都支持了裕人的发现，每3个人中有1个人不会变成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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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人的实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虽然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但10个人中也会有1个人坐在实验箱的旁边不采取行动，宁可忍受难听的噪音。这也跟我们的发现很相似，10只动物中有1只从一开始就是无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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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满足感很快就被强烈的好奇心所取代。谁很容易放弃，谁又从来不会放弃？为什么？显然，有些人一下子就崩溃了，而有些人则不屈不挠，在废墟中重建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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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年的实验，我们清楚地知道失败后能否重新振作不是天生的人格特质，它是可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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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的乐观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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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可以学会它们的行为是于事无补的，它们因此而变得被动，不再做任何事。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了学习理论的中心前提是错的，即学习只有在行为产生奖励或惩罚时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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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无助的实验情境显示，每3个人中只有1个人不会变得无助。另外，虽然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但每10个人中也会有1个人一开始就采取放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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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最乐观的自己 第3章 悲观者眼中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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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悲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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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家大型贸易公司，会计室一半的员工都被解雇了，其中包括娜拉和凯文。他们俩都很不开心，渐渐变得很抑郁。几个月以后，两个人都没有勇气去找新工作，也都尽量避免去做报税或其他任何与会计工作有关的事情。解雇这件事让他们很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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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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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仍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妻子，除了与会计有关的事情，她对其他事情依然兴致盎然。她找朋友诉说心事，为儿子张罗生日聚会，并亲手烤制生日蛋糕。她依然坚持每周去三次健身房，身体很健康。她偶尔去做做美容，整个人看起来比上班时更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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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就不一样了，他完全崩溃了。他不再和妻子去散步，妻子跟他说话时，他也经常好像没听见。儿子小学毕业了，学校邀请家长参加毕业典礼，但他实在害怕面对儿子同学们的家长，所以他没有去参加。儿子因此非常失望。他的妻子和儿子知道他不开心，所以常常想办法逗他乐，但现在连金·凯利的电影都不能让他笑一下。不久，他得了重感冒，休养了一个冬天都没有完全康复。他甚至放弃了坚持了10年的清晨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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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牛津大学演讲是一件令人胆寒的事，因为牛津的教授们太爱挑剔。1975年4月的一天，许多牛津教授来听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的演讲，演讲的人以前名不见经传，突然间名声鹊起。这个人当时在伦敦的莫兹利医学院（Maudsley Hospital’s Institute）精神科进修，应邀来到牛津谈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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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演讲台上整理我的演讲稿时，我紧张地看了一下底下的听众，注意到1973年诺贝尔奖得主、生态学家廷伯根（Niko Tinbergen）坐在那里，从哈佛大学被聘请到牛津来担任特聘教授的著名儿童发展学家布鲁纳（Jerome Bruner）也坐在那里，还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以及世界上最著名的“应用”社会科学家盖尔德（Michael Gelder），还有著名的大脑和焦虑专家格雷（Jeffrey Gray）也坐在听众席上。这些都是我这个研究领域的大师，我感到好像是一个演员被推到台上去表演独白，而底下坐的都是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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