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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曾国藩在这时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调整了心态，心量变大了许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问题是，光心量大有什么用？战场上都是一刀一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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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复出之后，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般来说，打仗至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得有权，第二得有钱，第三得有人。这都是资源，是在战场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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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这方面，曾国藩要来要去，终于要到了一个两江总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这个两江总督比较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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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的中兴名臣往往都是被国家赋予了大权的，比如说郭子仪，他是唐代的中兴名臣，安史之乱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当得有多大呢？司徒、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既是军队的最高总司令，又是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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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曾国藩呢？他表面上是一个两江总督，可以节制四个省的军事，实际上谁听他的呢？连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比如说，他举荐左宗棠到浙江当巡抚，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要钱要饷，门儿都没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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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还大力提携了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抚的位置。在当时两江的辖区内，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战区，所以这两地的税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征税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桢到了江西之后，就翻脸不认曾国藩了，他不仅截留湘军的饷银，还总是跟皇上讲：“能不能不支持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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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时曾国藩没有太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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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钱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兴名臣在钱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说南宋的岳飞，宋高宗当时就对其许下一条：甭管多难，就算皇帝勒紧裤腰带，也一定要保证岳飞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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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朝的财富体制决定了曾国藩得不到这样的支持。清朝有一项规矩，叫“永不加赋”，所以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比较固定，每年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时候，国库里面还有800万两，到了咸丰年间，只剩20万两。用20万两纹银维持这么大一个国家，已是不易，再给前线拨军饷几乎毫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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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办呢？只能允许捐官，也就是卖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红顶子总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清朝就让各地开放厘金。厘金简单地说就是收商业税。商人送一担货要过某个关卡，对不起，抽1%的税。曾国藩后来就是靠收一点厘金来过日子，经常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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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总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国藩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来的老班底已经凋零殆尽，塔齐布、罗泽南，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华，这时候都已经战死了。原来对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这个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几乎是举目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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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以理学自命的，在北京城当京官，天天跟倭仁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谈心性之道，搞经史子集，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兵书战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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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会带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军事才能的。《战天京》写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我跟曾国藩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终非戡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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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自己也讲：“我有灭贼之志，但无用兵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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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著名的文人王闿运，写了一本书，叫《湘军志》，就是把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些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湘军的将领都不干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湘军几乎没打过漂亮仗。哪个中兴名臣没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可是在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没有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战例，这也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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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萧一山就说，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成功完全来自于学问。这句话就大有文章，就是说曾国藩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他的才情，不是来自于他临场发挥的智慧，而是来自于他的学问。那他到底有什么学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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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心法打天下：“结硬寨、打呆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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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打仗讲六个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把军营扎得非常硬，打仗时要摆出一副坚若磐石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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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带兵打仗有一个规矩，他到任何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不管当时是刮风、下雨，首先命令士兵们挖掘战壕。这壕要挖多深？大概两米，比一个人还要高。而且要筑墙，墙要筑到八尺高，墙外还要再挖一道沟，保证把这个营盘护住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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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包围城池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动不动就挖几十里长的战壕。而且一道不够，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样，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所以湘军简直就不像一支战斗部队，更像是一支工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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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打仗，讲究的是运动战，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但湘军不是这样，就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往下打，这就导致行军速度特别慢，因为他们要挖沟、筑墙。这种打法显得特别笨，要不怎么叫“结硬寨、打呆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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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有的时候就说曾国藩用兵“每苦钝滞”，就是说他经常苦于迟钝和不灵活，明明有战机他不抓，就在那儿挖沟筑墙。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道理：我承认我笨，我承认我不会用兵，但是我用这种方法也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曾国藩特别讨厌他手下的将领“浪战”，就是动不动就出去跟人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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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一个好基友叫李元度，这个人跟他是老乡，他一开始出山的时候就陪着他。有一次曾国藩战败要跳水自杀，就是李元度拼命将他抱住，然后还费尽唇舌平复他的心情，劝解他要禁得起败仗。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的时候，李元度继续跟着他。两个人平时还以诗文相会，后来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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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守城。李元度去之前，曾国藩就反复告诫他，不要打仗，你给我死死把城守住就好。李元度去了之后，一看局势，觉得跟太平军打仗还是有几分胜算的，就开打了，结果大败，然后死守徽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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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曾国藩给他写信说：“你给我守上六天，六天后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听，出城跟侍王李世贤大战了一场，结果把徽州给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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