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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脑体倒挂吗？20世纪80年代，我们经常用“脑体倒挂”这个词来描述这类现象，即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可是今天还是这样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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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2012年的科研投入已经达到了一万亿元人民币！随便一所大学造一栋楼的花费都是上亿；任何一个理工科的实验室一旦开办，数以亿计的银子都要花下去。如果你现在已经当上了博导、院士、教授，手里又有项目的话，不敢说金山银海，至少能过上当今中国顶级精英过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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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分析起来无非是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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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你来迟了。现在当教授、博导的那些人，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留校，可以发文章，可以当教授、当所长。那个时候全国每年才毕业多少学生？就像我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那一届文科、理工科的研究生加起来总共有37个人，现在一届是2000多人。前面的人刚当上教授，才四五十岁，还非常年轻，学术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哪里还有后来者上升的途径呢？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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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里面对此也有过分析，说过度的竞争，尤其是军备竞赛似的竞争，到最后往往会发现竞争的标的物本身并不值钱。这个道理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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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就比较深了，要深入到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里去看。工业社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效能都来自分工，所以在社会刚开始分工，有大的构建性机会的时候，就是大师辈出的一代。高晓松的《晓说》节目有一期叫《大师照亮八十年代》，讲为什么那时候容易出大师，不是说他们的智力水准真的比我们这代人要高多少，而是因为风云际会，人家有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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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说晚清，或者20世纪80年代，风气刚刚打开，刚开始睁眼望世界，所有能够把西方的思想、方法论移植到中国来的人，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因为人家想的全是元问题。像胡适一生写的书，全部是核心问题，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可是对接下来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就只能研究“小问题”了。再往后，给儿子辈、孙子辈的学者剩下的都是工业社会给他们的非常细碎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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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的知识策划李源在搞一项研究，是他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叫《张慰慈城市管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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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这搞的是什么玩意儿？张慰慈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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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民国时期的一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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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怎么会对这东西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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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不是我感兴趣，是导师分配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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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导师为什么分配你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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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因为导师有自己的研究架构，里面缺很多小块，你既然是我的学生，就去帮我把这一小块研究清楚，但在我这套研究计划里，它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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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源同学说：“我不搭理你那一套，我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导师就恨不得一个嘴巴呼上去，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告诉你的，在史学界这样一个辈分森严的体系下，你竟敢一上来就写什么中国通史，那就是找死。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野狐禅，你这一辈子在学术界都休想混出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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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一开始只能按照导师、导师的导师、导师的爷爷导师的一整套规划，在一个角落里展开自己那种苟且偷生、慢慢攀爬、小小的学术生涯，那你不就悲催了吗？说到底，这是工业社会分工到最后出现的一个荒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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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各种机构都会申报很多国家社科课题，能出版一书架的书，都由大量细碎的分工组成。我们不禁会问：真有必要这么研究吗？没办法，工业社会有它的惯性，就是要这样细碎地分工下去，而每一个人都被这种分工逻辑给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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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当代人的新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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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真的是这个社会不厚待知识分子吗？也不是。过去十年，读书人当中发生过这么几件事。一个研究美学的教授讲三国出了名，他叫易中天；一个研究广播电视媒体的教授讲《论语》出了名，她叫于丹；一个海关的公务员写明史出了名，他叫当年明月。有媒体采访当年明月：“你这么小的年纪，20多岁就写出皇皇七大本明史著作，虽然是通俗版的，你不觉得太容易了吗？很多教授说，有些学问是要穷30年的精力才能开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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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明月就说这么点儿东西还用得着30年？能有多少资料啊？花30年才做完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太笨；第二，他在骗你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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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当年明月说得对不对，我也不敢否定所有明史教授的努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当年明月、于丹、易中天的例子中得到一点启示，就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并没亏待读书人。如果你做出了让市场认可的学问，采取了在这个新时代应该采取的存活方式，它就会给你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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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于丹出的第一本书《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于丹当然也挣了很多钱。至于当年明月，据他原来的一个同事讲，到现在为止，他因《明朝那些事儿》拿到了上千万的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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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欺负读书人，正确的结论是：过去的活法不成立了，读书人必须换一个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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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卢梭蹚出来的新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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