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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死的时候，他送去了一副挽联，上联还很谦虚：“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但这绝对不是真心话，因为曾国藩死了以后，他还在骂他。朝廷给曾国藩赐了一个谥号叫“文正”，他一听就急了：他叫“文正”，那我死了莫非要叫“武邪”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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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一生都在跟过往的恩怨较劲，这也算是人生悲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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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我们再来看李鸿章。李鸿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他虽然有敌人，也有恩怨，但他从来不沉在里面难以自拔。比如说，他其实跟曾国藩之间也有一段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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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年在安徽一带办团练，但是办得很失败，办了六年都没有什么成就，所以就入了曾国藩的幕府，给曾国藩起草一些奏折，办一些文案上的事。曾国藩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会摆一桌子菜，一直等到所有的幕僚聚齐了再动筷子。可李鸿章爱睡懒觉，所以经常不来，曾国藩就一遍一遍地派人去催，双方可能因此闹得有点儿不愉快。但这是小事，他俩真正的矛盾发生在曾国藩大营驻扎在安徽南部祁门的时候。当时李鸿章说，祁门这个地方是个绝地，四周都是山，一旦被围非常危险，不能驻在这个地方，但曾国藩不听，这是其中一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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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当时湘军有个将领叫李元度，在安徽南部当道台。他不听曾国藩的劝阻，非要出兵跟太平天国作战，最后大败而归，把徽州给丢了。曾国藩气得要死，扬言要上表弹劾他。当时的湘军将领都劝曾国藩：“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了，偶尔犯个错你哪能这么干呢？”但曾国藩不听，一定要弹劾。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幕僚，负责给他写奏折，就不肯写。曾国藩说：“你不写我写。”李鸿章说：“你写了我就不干了。”曾国藩说：“不干就不干，滚！”李鸿章真就走了。李鸿章走了之后，曾国藩才发现李鸿章说的是对的，祁门真的不能待。后来曾国藩出生入死，被湘军力救才突出重围，最后把总司令部设在安徽一个叫东流镇的地方，这才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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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缓过劲来后，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去年你走的时候也没说不回来，我现在遇到很多难处，而且身体也不好，你就不能回来一下吗？李鸿章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立即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后来还跟曾国藩形成了师徒父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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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替手就是接班人、继承人，他就找了李鸿章这么一个替手。这就是不往后看、向前看的一种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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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鸿章的很多事迹，你会发现他身上的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从来不沉浸在过去的恩怨之中。这是第一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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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PK张之洞：不跟历史叫板，不跟未来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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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对比人物也是一个大牛人，叫张之洞。张之洞是河北人，是一个词臣，文章写得非常好，跟慈禧太后的私交也很好。因为慈禧太后刚当上太后那一年，正好主管当年的科举，张之洞本来是二甲第一名，慈禧太后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写得好——其实慈禧太后认字不多，不知道她为什么就觉得好——就亲手把张之洞从二甲第一名点到了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所以慈禧太后和张之洞之间实际上有一点门生关系，这是很隐秘的亲密关系，是其他朝臣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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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比李鸿章小十几岁，他属于狂生。他第一次外放当地方官是到山西当巡抚，为此他写了一副对联：“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就是说我经营八表去也，八表是指神州大地，一般只有帝王能用，可张之洞就敢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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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有一个堂兄叫张之万，有一次上朝的时候戴了两块挂表。有人就问：“你怎么戴了两块表啊？”张之万开玩笑说：“这远不如我堂弟，人家戴了八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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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之洞当年的形象，特别狂。后来他当上湖广总督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封疆大吏了，但是他一生行事都有这样的特征：大言不惭。他虽然没有左宗棠老往后看的毛病，但他往前看的时候，经常给自己设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至于能不能办得到，则不作考虑。所以晚清时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三屠：岑春煊是屠官，经常弹劾别人，让别人的官做不成；袁世凯是屠民，因为他杀义和团的时候下手特别狠；而张之洞呢，屠钱，花钱如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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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之洞有一个好处，不贪污，特别清廉。他当两广总督时，还在府衙后头开了一片菜园子，自己种田，自给自足。当时有很多人弹劾他，说他花钱无数，肯定是靡费贪污。朝廷就派了很多人去查张之洞，包括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后来发现他清廉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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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讲过一句话，说其实清官有时候比贪官还可恨。贪官无非就是贪点钱，但他毕竟要找各种机会让钱生出来，他才能贪一点。但清官就不一样了，清官仗着自己不贪钱，就往往带着强大的道德正义感胡作非为。刘鹗说的其实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办洋务，开办了一个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完全是在规划不明晰、路径不清楚、技术不成熟、市场不知道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这项目上马之后亏得是一塌糊涂，最后把汉阳铁厂救回来的还是李鸿章的一个小兄弟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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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张之洞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旦看到未来有什么好的前景，就贪婪无度，设一个巨大的目标让自己够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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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张之洞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未来永远怀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恐惧。当然，这也不能赖他，因为在当时那个风波险恶的官场里，谁都不得不如此。比如说戊戌变法的时候，张之洞作为局外人，表现就很让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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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投机机会，因为光绪皇帝上台了，只跟太后关系好不行，那是冷灶，还得跟皇上关系好才行，这是热灶，得赶紧烧，所以他干了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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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把自己的门生杨锐派到北京，想尽办法送到了军机处四小章京。后来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个人叫杨锐，就是此人。张之洞派杨锐过去目的是搞改革，这里面得有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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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改革得支持，但怎么支持？他其实觉得康有为这帮人有点儿不靠谱，所以采取了一种绕弯策略。首先，他们不是要办什么会、印什么报纸吗？我可以捐钱，但是别写我的名字，我不入会。他永远在骑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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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感觉到维新变法的味儿有点儿不对了，于是赶紧写了一本书，叫《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常高，但是这本书诞生的动机就有点令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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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总的意思是什么？维新是好的，但目的是为了维护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万一戊戌变法搞失败了，我在这里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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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一看，这个《劝学篇》写得真好，立即下令印行全国。据说在晚清这本书印行了两百万册，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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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之洞。后来还有一些事，包括庚子事变的时候他那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包括当时的早期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的自立军，其实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张之洞自己培养出来的，跟他有师生之谊。他也知道这帮人要造反，但他不杀也不抓，就搁在那儿。因为没准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北京让八国联军给弄死了，只要他手里还有这股势力，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说不定就是他张之洞呢。所以张之洞实际上是有一点儿投机心理的，在他得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已经安全跑到西安，政局稳定了之后，立即把自立军唐才常这帮人围捕，然后全部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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