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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是直隶总督，唐山有煤矿，他就打算修一条唐胥铁路用来运煤。反对派、顽固派都说不能修铁路，说会震动陵寝，会抢夺旗人的土地，还会破坏老百姓家里的祖坟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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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就问大家怕什么，大家就说，火车呜呜呜叫人怕。李鸿章说：“我们不要火车头，就铺两条铁轨，让驴拉，这总行吧？”这样一来大家真就没什么意见了。所以1881年李鸿章就修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虽然这段铁路不长，却是人类铁路史上的一个奇景。当时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主持修建的，还用一堆废旧材料拼出了一个火车头，叫“中国火箭号”，李鸿章还到上面主持了开工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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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说不用火车头，要用驴拉。用驴拉其实很荒谬，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李鸿章就拼命公关，所以几个月后重新装上了火车头，这个时候大家又接受了。其间李鸿章跑到宫里跟老太后说，法国人要孝敬您——在宫里给您修条铁路。慈禧太后很高兴，说这个东西可以试试。后来法国人就免费在故宫里面修了条铁路，也是没有火车头，要找太监拉，一共也没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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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史学家分析，其实慈禧太后此举是做给封疆大吏看的，意思是既然你们反对，我也不明说我就支持修铁路，但是我让宫里修铁路。这样一来老太后的态度不是很明显吗？封疆大吏都是七窍玲珑心，当然都明白了，所以修铁路的阻力瞬间就变得很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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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84年的时候，清廷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叫“甲申易枢”，就是恭亲王下台，醇亲王上位。醇亲王原来也是一个小愤青，反对一切西方事物。但上台之后当了家才知道柴米油盐不容易，就跟李鸿章搞到一起去了。李鸿章一看朝廷换人了，又跑去跟醇亲王左讲右讲修铁路这好那好。醇亲王很有兴趣，就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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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铁路的规划案改了好多次，李鸿章一会儿说我们修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吧，一会儿又说要从北京修到关外。最后张之洞又出来捣乱，说咱们应该修北京到汉口的。你会发现，李鸿章随时都在变方案，从来没有什么激进的口号，但是一旦他发现哪儿松动了一点儿，立马就往前拱一点儿，叫“日拱一卒”。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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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沉浸在历史里，对未来充满了贪婪和恐惧；而李鸿章，既不跟历史叫板，也不跟未来较劲，他就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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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李鸿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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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PK翁同龢：不被人际关系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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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得自由的，有两个牢笼：一个是对过去的贪恋；一个是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它的贪婪。其实还有一个牢笼，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空间里的人际关系对你的自由意志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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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也做一下对比，就是翁同龢和李鸿章。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清代皇室一直有一个传统：非常尊重帝师。只要你给皇帝当过老师，谁都得高看一眼，犯了错也会网开一面。翁同龢家是帝师世家，他爹翁心存就是帝师；而他自己不仅是个状元，而且是光绪、同治两任皇帝的老师。所以，这位皇上家的教书先生牛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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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翁同龢这个人一生被各种各样的官场关系纠缠着，比如说他跟李鸿章的关系就死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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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李鸿章还在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犯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曾国藩就弹劾他，这份底稿就是李鸿章写的。因为这件事，翁同龢恨了李鸿章一辈子。当然翁同龢恨李鸿章也不全是因为这个，还因为翁同龢是清流党人，清流党就是靠写字、骂人为生的一帮公知，而李鸿章是干实事的，所以翁同龢就跟他不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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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清流党里面也分南派和北派，翁同龢属于南派，因为他是江苏人；北派以河北人李鸿藻为首。当时有个清流党人跟李鸿章关系特别好，后来还做了他的女婿，这个人就是张佩纶。张佩纶是北方人，所以跟李鸿藻关系好，结果翁同龢看着又不爽，因为在清流党里面不是一派的。所以他跟李鸿章之间的对头关系，真的是持续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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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鸿章在政坛的行迹跟翁同龢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双方也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但翁同龢就是被这些人际关系绑定了。绑定之后，他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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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他当时任户部尚书，管着钱袋子，北洋舰队要的任何东西，买枪、买弹药、换船，统统不批；甚至有两年，连一颗子弹钱都没有拨给北洋舰队。李鸿章也没办法，他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钱都是朝廷批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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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战败之后大家开始追究责任，翁同龢还说，你要是缺弹药，你就跟我说嘛。李鸿章说，我说了呀，天天打报告。翁同龢说，你要是真缺，你就要反复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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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讲理了，对吧？所以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之后气得要死，当面就跟翁同龢说，你们这帮人，小钱不愿花，就爱花大钱！其实哪是不愿花小钱呢，他就是要作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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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甚至跟自己的一个小党羽，也是他的一个门生说，李鸿章搞北洋舰队搞了几十年了，哪天让他到战场上去试试，打败了咱们就有理由收拾他了。这叫什么话？这是一个正色立朝、为国家人民考虑的大臣该说的话吗？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官场巧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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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最后为什么被撵回家？现在很多历史学的解释其实都是错的——因为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是帝党；慈禧老太后是顽固派，看不惯他，所以要把他搞掉。其实根本就不是，是因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前后后的表现，让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包括恭亲王在内把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恭亲王临死的时候，就跟光绪皇帝说，那个家伙不能用，是个坏蛋。恭亲王前脚一死，过了没几天，宫里就下令说，翁同龢你走人吧，开缺回籍。但你毕竟是帝师，我们朝廷对帝师也有优待的传统，也不折腾你了，你就回家吧。所以这件事在历史学上一直是被错误地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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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翁同龢死的时候，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替他请恤典，因为老大臣死了，又是帝师，总得拨点银子给治个丧，赏点什么吧。结果光绪皇帝带头反对，那时候他已经被囚禁于瀛台了，也没什么权力，就在朝堂上说我不干，然后历数他甲午战争前后的罪责。慈禧垂帘听政，在后头也不吱声，意思是我同意。所以，翁同龢差不多算是晚清重臣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犯罪却没有恤典的人。这就是他一生被官场思维绑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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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有一个发小，也是晚清的一个重臣、大学士，叫潘祖荫。潘祖荫曾说过，我们俩是总角之交，都是贵公子，翁同龢对我都好用巧妙，他迟早会败在好用巧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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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做对比，那李鸿章好不好用巧妙呢？当然也好，一个老官僚、老滑头，他能不好用巧妙吗？但是李鸿章有一条，他用巧妙，不是为人是为事。比如我要造铁路，我要造北洋舰队，我要去谈判一个什么具体成果，他是为这些事好用巧妙。不是说他不为自己考虑，他考虑的基础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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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1898年距离庚子大乱，也就是义和团闹北京没多久，光绪皇帝刚刚百日新政失败，慈禧太后把他撵到一边儿去，自己又出来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有一次就跟李鸿章说，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有为那一党的。李鸿章当时回答说，如果说搞新政就是康党，那我就是康党。他以为反正跟太后关系很好，所以也不在乎承认这事。但慈禧太后听了就很不爽，就想作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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