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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爷还干了一件特别奇葩的事。钱名世离开北京的时候，无官无职，抱着这块匾要回家。雍正爷把九卿大学士以下的所有官员，凑了大概300多个，给钱名世送行，搞了一个送别宴，让每个人作一首诗骂钱名世，然后还把这几百首诗编成了一本诗集，叫《名教罪人诗》。就是让钱名世看看，大伙儿都骂他呢，这本诗集你也拿上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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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名世案是比较有戏剧性的，当然也有比较残酷的，比如说汪景祺案。汪景祺其实就是一个文人，原来随着年羹尧西征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读书堂西征随笔》。文人一旦没底线起来，拍马屁可就是强项，汪景祺在这本小册子里面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把年羹尧搞死之后，就很不爽，既然你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人，那宰了吧。宰了也不过瘾怎么办？枭首示众，而且这颗头不准摘，一直在菜市口挂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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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逻辑，就是如果爱，我就用全部力气爱你到死。如果恨，那么此前的爱都不算数，我要用全部力气把你作践到死。这就是雍正的人际关系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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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边界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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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在想，如果雍正爷能活到今天，听完了所有当代中国的流行歌曲，他一定会喜欢上一首歌，叫《明明白白我的心》：“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被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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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爷确实对很多人掏心掏肺地爱过，但是他一旦发现自己的爱得不到回报，他就抓狂，就用各种戏剧化的、残暴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进行报复。当然，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像雍正爷这种性格、这种处事方式的，也仅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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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不也是生活在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当中，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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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个学者曾经说，中国人提倡的这个“仁”字，从结构上看，它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一个二。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二人世界当中，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要么是师生，要么是父子，要么就是同学，他们总是在两人关系中生活，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和人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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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罗辑思维》组织了一帮铁杆会员小伙伴，由我陪着去了一趟斐济，其中有一段船上的路程，大概一个小时。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一话题，我们十几个人就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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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为人子女的，尤其是“80后”“90后”，经常会有一种痛苦，就是父母逼婚，结婚之后又逼着生孩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的独立空间，可父母偏偏要干涉进来，怎么办呢？如果你不答应，父母就说心脏病要犯了，晚年不幸福，白养你了，很痛苦，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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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人就选择了躲避，或者是妥协，或者是混日子、往后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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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如果是我，我就绝不妥协。这件事情我的答案是两条，第一条，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请不要跨过这道门槛，来干涉我的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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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伙伴听了就说：“这怎么是你的私事呢？父母可不觉得是你的私事，我妈到现在还经常跟我说，你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的骨头渣子都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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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父母都会这样想问题，他们就是要干涉，怎么办呢？难道任由他们痛苦吗？作为一个孝顺儿女，我们于心何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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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我还有第二条。我既然是你们的儿子，你们因为我的事感觉到痛苦，这是你们的事。我作为儿子，应该帮你们。比如陪你们聊天，帮你们缓解一下痛苦；我还可以出钱让你们去旅游；我甚至可以组织一个老年合唱团，让你们高兴高兴。但是对不起，第一条永远生效，这是我的私事，请你们不要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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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船上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总而言之，大家渐渐觉得，这是一个伦理难题。这有什么难的呢？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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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两年有这么一个娱乐新闻，有一个女孩叫杨丽娟，跑到香港一定要见刘德华。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一个粉丝对自己的偶像无限崇拜，由此生出无限的爱慕：我就是要嫁给他，就是要他娶我。我已经对他这么好，他怎么可以不出来见我一面，或者把我娶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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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刘德华一定得娶这位杨丽娟女士吗？大家都觉得不必。刘德华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杨丽娟再要说，你如果不出来见我，我就死给你看。那么刘德华应该怎么说呢？不管刘德华用什么样的公关语言，把这件事情诠释得高大上和绝对正确，我想他心里一定是那句话：你死，与我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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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是刘德华，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我会尽可能地劝告杨丽娟女士不要死，我甚至可以报警。但是如果她真要死，那是她的事；她要嫁给我，要看我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的事了。这两件事情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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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陌生人之间我们可以同意这个“你死你就去死”的逻辑，而在父子之间、母子之间，我们就要放弃这个持守的边界，让别人侵入我们的私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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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保持独立，释放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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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对于父子关系有过这样一个表述：“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征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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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将近100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大师对父子关系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良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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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应该用感恩的思维去善待他人，这就是孝道。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的孝道都有一个前提：父母十月怀胎不容易，把你养大更不容易，你要回报父母。乌鸦尚知反哺，你怎么能不知道感恩呢？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的伦理体系当中，往往不再讲好像很古老的“孝子”，我们讲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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