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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乡县的老家，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时候经常心慌。这明显就是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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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正统的儒家教育的理学家，他的理学造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确实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读了很多老庄的书，心态渐渐地就平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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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自己讲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别人觉得别人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但是丁巳、戊午之后，也就是回老家这两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性大变，突然觉得自己百无一能，这个时候再看别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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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脱胎换骨，往往都要经过这样的变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过这样一段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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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原本是个王子，出家之后，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维持最少的食物摄入，通过苦行来磨砺自己。他每日或隔日进食一麻一米，后来七日才进食一次。他身边还有好多从人，跟着他一起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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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飞跃。所以有一天他决定放弃苦行，跑到尼连禅河里洗了个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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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林中一个放牧的女子，还给了他一点儿乳糜喝。他身边的人一看，认为王子的道念不坚，背弃了他们的理想，所以就离开释迦牟尼，跑到别的地方继续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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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独自来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树，就是后来那棵著名的菩提树，铺了一些草，然后在上面打坐，并发誓说：“我若证不到无上正等正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释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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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个层次，仅仅往外求，即通过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逼自己改变，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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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的方法，是对外人变得更加通达，是内心的容量变得充分放大，每一个在人生当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觉得他都有类似的经历。曾国藩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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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复出：放下身段，长袖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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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就在他回家两年之后，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咸丰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为太平天国死灰复燃，接连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开始反扑了。其实他这个时候守制还没有结束，还是“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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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曾国藩不再跟皇帝犟了，他回家之前认为，皇帝你不给我督抚大权，我就不来给你打仗。甚至临走的时候还说，专折奏事之权我不要了，以后我有什么话，就通过湖南巡抚给你上奏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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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皇帝的诏书在六月初三下达，他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儿不废话，见诏即起行，前后准备仅仅用了四天。曾国藩后半辈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辈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每次都像求着他似的，说你去救一下武汉吧，你去打一下哪儿哪儿吧。他都不愿去，推说兵没练好，而且每次说话都是有棱有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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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奏折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说与其将来我打不下来你治我的罪，还不如现在你就办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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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了很多。比如说咸丰曾经有一次让他出兵四川，曾国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挥，而且让他带一帮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赖别人给他拨粮饷，这个罪他之前已经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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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已经学会了不直接拒绝，就跟皇上各种周旋，一会儿说我正在打景德镇，很快就打下来了，您再等等我。一会儿又说，我把当地的太平天国灭掉就行了。总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后来皇帝一看，四川已经没事了，就说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间的交流，不像原来那样刚性了，而是变得更加地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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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第二次复出之后，他所有事情的处理方法都变了。比如说跟其他官僚，原来动不动就指责这个不忠君、那个做了逃兵。现在他不这样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准备了四天吗？这四天他还干了一件事——给所有他将来要打交道的官员写信，从督抚大员到各地的武将无一遗漏，武将在当时其实是没什么地位的。此举叫作“惠乞指针”，就是你指导指导我，我这次该怎么办。曾国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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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长沙，然后就拜会了所有大小官员，连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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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官场上有一句话：“前生作恶，今生县令，恶贯满盈，县令附郭。”就是说上辈子不积德，这辈子才会当县令。你别以为县太老爷多威风，那是对老百姓而言，在官场里面，县令是最底层的，老是挨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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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县令附郭”？如果你的县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辈子恶贯满盈，这辈子才罚你当这个苦差。我们可以想一下，过往省城的各位大员，包括督抚的家眷、姑舅等，谁来办接待？当然是县令来接待，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来就只能刮出那么一丁点儿民脂民膏，但是现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场上，但凡是首县，都是些八面玲珑、乖巧心思、非常柔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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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么一个在官场见人就磕头的可怜虫，曾国藩也能礼贤下士，可见他的腰身已经柔软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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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这个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圆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跟户部的一些书办打交道。在中国古代官场，通过科举去当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们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出身，是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真正干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职业往往是世袭的。比如说京城的六部，六部里真正办事的往往都是这些吏，而且是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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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个部的书办往往是掌握实权的，比如说户部的书办，他们负责各种各样的军事报销。一场大仗打下来，军费往往高达几千万两银子，军官报销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被书办驳回。户部的书办就负责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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