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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皇帝的诏书在六月初三下达，他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儿不废话，见诏即起行，前后准备仅仅用了四天。曾国藩后半辈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辈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每次都像求着他似的，说你去救一下武汉吧，你去打一下哪儿哪儿吧。他都不愿去，推说兵没练好，而且每次说话都是有棱有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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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奏折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说与其将来我打不下来你治我的罪，还不如现在你就办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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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了很多。比如说咸丰曾经有一次让他出兵四川，曾国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挥，而且让他带一帮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赖别人给他拨粮饷，这个罪他之前已经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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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已经学会了不直接拒绝，就跟皇上各种周旋，一会儿说我正在打景德镇，很快就打下来了，您再等等我。一会儿又说，我把当地的太平天国灭掉就行了。总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后来皇帝一看，四川已经没事了，就说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间的交流，不像原来那样刚性了，而是变得更加地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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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第二次复出之后，他所有事情的处理方法都变了。比如说跟其他官僚，原来动不动就指责这个不忠君、那个做了逃兵。现在他不这样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准备了四天吗？这四天他还干了一件事——给所有他将来要打交道的官员写信，从督抚大员到各地的武将无一遗漏，武将在当时其实是没什么地位的。此举叫作“惠乞指针”，就是你指导指导我，我这次该怎么办。曾国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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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长沙，然后就拜会了所有大小官员，连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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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官场上有一句话：“前生作恶，今生县令，恶贯满盈，县令附郭。”就是说上辈子不积德，这辈子才会当县令。你别以为县太老爷多威风，那是对老百姓而言，在官场里面，县令是最底层的，老是挨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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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县令附郭”？如果你的县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辈子恶贯满盈，这辈子才罚你当这个苦差。我们可以想一下，过往省城的各位大员，包括督抚的家眷、姑舅等，谁来办接待？当然是县令来接待，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来就只能刮出那么一丁点儿民脂民膏，但是现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场上，但凡是首县，都是些八面玲珑、乖巧心思、非常柔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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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么一个在官场见人就磕头的可怜虫，曾国藩也能礼贤下士，可见他的腰身已经柔软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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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这个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圆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跟户部的一些书办打交道。在中国古代官场，通过科举去当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们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出身，是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真正干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职业往往是世袭的。比如说京城的六部，六部里真正办事的往往都是这些吏，而且是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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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个部的书办往往是掌握实权的，比如说户部的书办，他们负责各种各样的军事报销。一场大仗打下来，军费往往高达几千万两银子，军官报销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被书办驳回。户部的书办就负责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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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快速通过怎么办？只能贿赂书办。所以一看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这些户部的书办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有一笔大财要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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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按照史书记载，曾国藩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万两银子。按照潜规则，应该给户部的书办40万两。但是因为太多了，双方就要谈判，谈来谈去，最后以8万两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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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朝廷说这么大一场仗，生灵涂炭，你们把所有的报销文件在户部备个案，就不用书办审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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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于地方督抚大员、带兵打仗的将领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于户部的书办，就是晴天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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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做人之道。曾国藩说，虽然不用报销，那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当时曾国藩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了8万两，送给户部的书办。他想的是，我们既然跟人谈好了，就不能没有信用，以防人家将来找自己的麻烦。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还是几年前那个以圣贤自期的儒家士大夫吗？他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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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己的下属打交道也是如此。原来曾国藩天天以忠君爱国来激励自己的下属，打仗打赢了之后，也有各种各样的保举，但他的保举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他第一次出山打武昌，武昌打下来之后，他一共保举了300人，这在他的部队里面大概是3%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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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还有一个名臣，叫胡林翼。后来蔡锷将军编过一本兵书，叫《曾胡治兵语录》，曾指的是曾国藩，胡指的就是胡林翼，可见当时两个人是齐名的。胡林翼也曾经打下过武昌，打下之后保举了3000人，是30%的比例。所以说，曾国藩对底下的人并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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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二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就几乎是到了滥保的程度。反正朝廷给的各种各样的保举文书不要钱，可以随便印。所以晚清的时候，武将里面到处都是红顶子，一品大员有的是。反正武将的官职也不值钱，曾国藩大约发了几万张这样的保举证书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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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经曾国藩保举出来的地方督抚一级的大员有26个，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实职的有50个。所以他后来也不把保举当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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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军纪，所有儒家的老臣在自己带兵的时候，通常都是严守军纪的，因为儒家讲究的是仁义，对老百姓怎么能不仁义呢？刚开始曾国藩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曾国藩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如说军队抢劫这件事，只要不触及底线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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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事件能典型地反映出，他在军纪执行上没有刚开始那么严了。太平天国把国家打得一片糜烂了，将来国家的重建怎么办呢？清政府听说洪秀全在天京（如今的南京）积攒了金银如山，只要把天京打下来，就可以用这笔钱办各种善后的重建。但是曾国藩带着他弟弟曾国荃把天京城拿下之后，告诉朝廷一分钱都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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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民间就有人说，哪里是没钱，都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给弄走了。湘军把洪秀全所建宫殿的木头都拆了下来，从城墙上顺下，然后雇船运回湖南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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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清政府非常不高兴，后来给曾国藩的封赏降了一格也有这个原因。还让曾国藩去查，这笔钱到哪儿去了。曾国藩当时主张不要查，认为士兵整点钱不容易，于政体人心又无妨碍，何必非得追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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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儿有什么感觉，可能心里已经替曾国藩的人生画出一条曲线了，那不就是一条堕落的曲线吗？一个人刚开始用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后来，和光同尘，变得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原来一个以圣贤自期的人，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简直就变成了一个“贪官污吏”、一个市侩；一个有理想的人变成了没理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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