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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主教会取得了欧洲霸主地位之后，好奇心遭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议。早期基督教的关键人物认为好奇是一种罪恶的背叛，因为只有与上帝相关的问题才是值得思考的。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提出了有关好奇心的三个问题。第一，至少古希腊人认为好奇心是无用的，它促使人们去研究那些“没有必要知道，仅仅是单纯地想要知道”的事情。第二，好奇心是反常的，就好像人堕入了淫欲而偏离了正道，被好奇心耽搁了心灵。奥古斯丁描写自己曾经在祷告的过程中因为对爬过的蜥蜴或抓苍蝇的蜘蛛好奇而分心（还好，他那个年代没有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第三，好奇心是傲慢的。人类想要看到或了解对其隐藏的事物，是自我膨胀的对神权的挑衅。为什么要去探寻那些上帝认为不该让人知道的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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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圣奥古斯丁写下戒律900年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成为了第一个向有关好奇心的传统观点发起挑战的重要教会人物。尽管阿奎那坚持认为好奇心的存在只有一个终极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上帝，但他比奥古斯丁更能体会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对世界知识的渴望之情。阿奎那对好奇心做了重要的分类。他认为好奇心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罪恶的好奇心，它不认真、漫无目的、可以迅速被满足且非常短暂，“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基本上类似于圣·奥古斯丁的看法）；第二种是探求“有关神创的真理”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认真而严肃的（你会发现，这类似于消遣性好奇和认识性好奇的区别）。阿奎那提出了一个简单有力的论据来反驳奥古斯丁对于好奇心过于严厉的观点：“对于真理的认识再多都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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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奇心在整个中世纪都一直被冠以坏名声。直到15世纪，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希腊的经典观念重新燃起兴趣，好奇心才再一次获得人们的尊重——即使谈不上被尊重，至少也是让人觉得有魅力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就表现出一种新奇而大胆的对未知和未涉足甚至被禁事物的浓厚兴趣。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逐渐发展起来的驱使人们研究、理解、最终主宰自然世界的推动力，与当时教廷对知识的垄断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这一紧张局势在对伽利略的审判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因开创性地证明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假设而受到膜拜，之后又因坚持这一假设的正确性而惨遭迫害而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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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伽利略恰恰体现了教廷的负隅顽抗，他们已经逐步失去了战场。伟大的思想家们在如美第奇家族（Medicis）等强势权贵的资助下，渐渐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看法。伽利略的望远镜以及后来牛顿对于宇宙秩序的理解，开创了战争、探索和贸易的新领域。宗教改革解开了天主教教条的枷锁，使那些对正统的质疑慢慢被人接受。到了17世纪，世俗的好奇心已能被欧洲的统治阶级所接受。随着信息和出入境的屏障被解除，贸易商人、行政官员和军人从异国他乡带回了闻所未闻的传说和晶莹夺目的财宝。同时，科学家也在发展着有关地球运转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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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奇屋”（Curiosity cabinet，亦称 Wunderkammeren）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的出现昭示了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存在着一个等待被探索的奥秘——它有着复杂、可怕而又绚烂的多样性。珍奇屋里有玻璃陈列柜，里面可能展示着红宝石、东方的雕塑、“独角兽”的兽角、怀表、手枪、占星盘、袖珍画、香水瓶、致命毒药、化石、文物、丝带、来自亚马孙河流域的药材以及牛黄等。这些展品既有天然形成的，也有人造的；既有魅力尽显的，也有令人感到怪异的，但都无不体现着收藏者的知识和地位。在一个贸易使全民都生活富裕的社会里，被人视为受过良好教育且有着人文修养就显得格外重要。珍奇屋里的那些让人充满好奇的陈列柜就好像是在说：“瞧，科学知识、文化品位、工艺技能，还有幽默感，我全都拥有。”这就如同一张经过精心修饰的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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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在展示了它的用处不久后，又再次从道德层面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开始被认为是一种美德。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宽慰他的读者说，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在于寻找关于道德的知识，而非关于自然的知识。他认为上帝将科学探索当作“孩子们玩的天真而善良的捉迷藏游戏”。对于自然的探索不再是对禁忌领域的入侵，而是被视为一种揭示上帝造物这一伟大荣耀的途径，以及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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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艺复兴、全球贸易和科技革命使得好奇心再一次受到尊重，那么纸质出版物的出现则使它变得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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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质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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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一场被某位历史学家称为“人类大脑手术”的革命，正在卓越的新技术的推动下自下而上地展开。古登堡的印刷机是一个令人备感好奇的机器。它促使人们的想法得以快速地传播和交换，并在此过程中去除陈旧的定势，点燃强有力的新思想。它的重大影响在17世纪初已显而易见。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将印刷机这一发明连同火药与指南针统称为“改变了世界整个面貌和状态的三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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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沟通与信息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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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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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宣称，当时到了“对科学、艺术以及所有的人类知识进行全面重建”的时期。他认为，新的知识必须构建于观察之上，而不是基于对抽象原则的进一步细化。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对培根的这一见解是这样阐释的：“哲学家应该把鼻子从书本中拽出来，看看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世界——繁星和昆虫、大炮和船桨、树上掉下的苹果和摆动的吊灯。他们还应该与那些知道事物是如何运行的人交流，比如铁匠、钟表匠和机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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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培根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其实现程度恐怕远远超过了他当初的预期。那些铁匠、钟表匠、机械师们都变成了自然哲学家。科学不再只是修道士独有的知识囤积，而成为了一种普罗大众能进行实践和享受的愉悦追求。在英国，这显然形成了一种时尚：人们会在业余时间搞一些发明，写一篇在附近沼泽地观察鸟类的报告，或是摆弄一些化学器材，或是在家中和咖啡馆里组织一个针对当下重要问题的讨论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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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识字率的上升，英国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认知普及历程。据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称，在1660年到1800年之间，英格兰出版了超过30万本书籍和小册子，总发行量约两亿册。出版社还大量发行了各种自学教程、教育性专著以及建议手册，内容涵盖种植园艺、体操训练、木工手艺、烹饪技术等各个方面。一些著名的工具书，如塞缪尔·约翰逊的《约翰逊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等，以及有关艺术和科学历史的著作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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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70年代，伦敦拥有九家日报社和五十家本地周报社，每年总共发行1 200万份报纸。新闻产业盛世的出现同时也激发着人们进行思考并提出疑问。塞缪尔·约翰逊说：“知识是通过一张张印有新闻报道的纸在我们每个人之间传播开来”。历史学家查尔斯·坦福特（Charles Tanford）写道：“启蒙运动时期，与其说人们是被启蒙的，不如说是主动进步。任何人只要愿意动脑筋并善于观察，就可以在任何领域学习到新东西。你只需要知道从哪里开始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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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进步。激进的反牛顿主义者亚历山大·凯特克特（Alexander Catcott）认为，人们在获得超过自己身份地位以外的思想：“启蒙时期的每个人（完全受到那些文雅而又浅显易懂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的引导），都以为自己拥有创造哲学（事实上可能是宗教）的自由。”凯特克特指出了一点：新的知识给予人们力量，并且它激发出的好奇心是具有颠覆性的。通过阅读约翰·洛克（John Locke）有关人权的哲学观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新闻报道，使得人们更普遍地开始质疑自己所在社会的公平性。这样的质疑最终引发了19世纪社会与政治的巨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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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列颠的统治者惧怕这些质疑所带来的结果，但他们也同样看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实质性好处。认识性好奇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智力动力。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克（Joel Mokyr）用“工业启蒙”一词来描绘当时英国的经济增长是靠思想和知识来推动的，而不仅仅是靠自然资源。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都是张扬而充满好奇心的实干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瓦特、伊拉斯谟斯·达尔文都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真刀真枪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物，并且他们绝不仅仅是停留在思考的层面上。他们成为了其所处年代的偶像。例如，一提到富兰克林，我们就会想到他的风筝实验。他们是那些享受在饭桌上或者咖啡馆里学习、询问和讨论所带来巨大乐趣的人。是他们让好奇心变得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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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性好奇崛起的同时，另一种好奇也在蓬勃发展——对于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好奇，还包括对那些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的好奇。当然，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感兴趣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我们生性好打听，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周遭的人和事，并从中学习。但从18世纪开始，人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去了解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的思想和性情，相应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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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人类进步程度很低的情况下，让人们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自己不熟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其意义之大，简直是无法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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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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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不再仅存在于会客厅里，而是出现在街头巷尾。按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话说就是，城市的崛起使我们得以见到只能在旅行中才能遇到的东西，那就是陌生的人和事。如果你生活在乡下，大概很难见到一个陌生人，但在城市里却随处可见，并且这种陌生感会使人想去探究，或至少想要作出一些猜测。在楼下的房间或街头的转角说不定就存在着一段秘密的恋情、一种离奇的信仰或者怪异的习俗。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詹姆士·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不喜欢这种把人们聚到一起的城市居住方式，但是塞缪尔·约翰逊则认为这是一种能量：“巨大的伦敦不是由不断演进的华丽的建筑物所组成的，而是由那些簇拥在一起的多样化的人类栖息场所组成。”约翰逊的名言——“一个人若厌倦了伦敦，那也就厌倦了生活”——证明了城市永远是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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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性好奇的崛起可以从小说、戏剧与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看出来。莎士比亚与伽利略生于同一年（1564年），可分别被敬为同理性好奇和知识性好奇的开创性人物。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开创性人物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编纂了科学方法论，而莎士比亚则开启了戏剧独白的重大变革，让平常百姓也能一窥王者的思绪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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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18世纪，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诞生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故事形式，小说更深入地将读者带到了别人的精神世界里。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拥有巨大的市场。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第一年就印了5 000册，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阿米莉亚》（Amelia，1751）仅在第一周里就卖出了同样的数量。人们有一种想要了解他人生活的欲望，其意义远在“好打听”之上。当人们在阅读《帕米拉：美德的回报》（Pamela）或者《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时，仿佛完全置身于另一个与自己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或者阶层的人的思想当中。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亚当·斯密在1759年提出，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旁观者，能够无比生动地想象他人的处境。基于这一新的思考方式，他还把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楷模。一百年后，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说：“我们从艺术家身上获得的最宝贵的收获就是因我们的同理心而引起的共鸣，无论是来自画家、诗人还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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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说过，小说是民主思想的典型体裁，因为它使人们对别人的处境更加感同身受。尽管他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相信若要人们有认同感，小说才是进行推理最有效的工具。举例来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无神论者可能无法在同理心上达成共识，甚至会陷入到一场激烈的争辩之中，因为他们所依赖的推理方式是出自各自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而只有小说可以冲破他们彼此的心理屏障，让陌生人之间也能相互理解，因为它能触动人的心灵和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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