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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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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宣称，当时到了“对科学、艺术以及所有的人类知识进行全面重建”的时期。他认为，新的知识必须构建于观察之上，而不是基于对抽象原则的进一步细化。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对培根的这一见解是这样阐释的：“哲学家应该把鼻子从书本中拽出来，看看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世界——繁星和昆虫、大炮和船桨、树上掉下的苹果和摆动的吊灯。他们还应该与那些知道事物是如何运行的人交流，比如铁匠、钟表匠和机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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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培根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其实现程度恐怕远远超过了他当初的预期。那些铁匠、钟表匠、机械师们都变成了自然哲学家。科学不再只是修道士独有的知识囤积，而成为了一种普罗大众能进行实践和享受的愉悦追求。在英国，这显然形成了一种时尚：人们会在业余时间搞一些发明，写一篇在附近沼泽地观察鸟类的报告，或是摆弄一些化学器材，或是在家中和咖啡馆里组织一个针对当下重要问题的讨论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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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识字率的上升，英国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认知普及历程。据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称，在1660年到1800年之间，英格兰出版了超过30万本书籍和小册子，总发行量约两亿册。出版社还大量发行了各种自学教程、教育性专著以及建议手册，内容涵盖种植园艺、体操训练、木工手艺、烹饪技术等各个方面。一些著名的工具书，如塞缪尔·约翰逊的《约翰逊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等，以及有关艺术和科学历史的著作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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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70年代，伦敦拥有九家日报社和五十家本地周报社，每年总共发行1 200万份报纸。新闻产业盛世的出现同时也激发着人们进行思考并提出疑问。塞缪尔·约翰逊说：“知识是通过一张张印有新闻报道的纸在我们每个人之间传播开来”。历史学家查尔斯·坦福特（Charles Tanford）写道：“启蒙运动时期，与其说人们是被启蒙的，不如说是主动进步。任何人只要愿意动脑筋并善于观察，就可以在任何领域学习到新东西。你只需要知道从哪里开始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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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进步。激进的反牛顿主义者亚历山大·凯特克特（Alexander Catcott）认为，人们在获得超过自己身份地位以外的思想：“启蒙时期的每个人（完全受到那些文雅而又浅显易懂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的引导），都以为自己拥有创造哲学（事实上可能是宗教）的自由。”凯特克特指出了一点：新的知识给予人们力量，并且它激发出的好奇心是具有颠覆性的。通过阅读约翰·洛克（John Locke）有关人权的哲学观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新闻报道，使得人们更普遍地开始质疑自己所在社会的公平性。这样的质疑最终引发了19世纪社会与政治的巨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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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列颠的统治者惧怕这些质疑所带来的结果，但他们也同样看到了它们所带来的实质性好处。认识性好奇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智力动力。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克（Joel Mokyr）用“工业启蒙”一词来描绘当时英国的经济增长是靠思想和知识来推动的，而不仅仅是靠自然资源。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都是张扬而充满好奇心的实干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瓦特、伊拉斯谟斯·达尔文都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真刀真枪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物，并且他们绝不仅仅是停留在思考的层面上。他们成为了其所处年代的偶像。例如，一提到富兰克林，我们就会想到他的风筝实验。他们是那些享受在饭桌上或者咖啡馆里学习、询问和讨论所带来巨大乐趣的人。是他们让好奇心变得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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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性好奇崛起的同时，另一种好奇也在蓬勃发展——对于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的好奇，还包括对那些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的好奇。当然，对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感兴趣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我们生性好打听，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周遭的人和事，并从中学习。但从18世纪开始，人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去了解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人的思想和性情，相应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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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人类进步程度很低的情况下，让人们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自己不熟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其意义之大，简直是无法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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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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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不再仅存在于会客厅里，而是出现在街头巷尾。按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话说就是，城市的崛起使我们得以见到只能在旅行中才能遇到的东西，那就是陌生的人和事。如果你生活在乡下，大概很难见到一个陌生人，但在城市里却随处可见，并且这种陌生感会使人想去探究，或至少想要作出一些猜测。在楼下的房间或街头的转角说不定就存在着一段秘密的恋情、一种离奇的信仰或者怪异的习俗。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詹姆士·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不喜欢这种把人们聚到一起的城市居住方式，但是塞缪尔·约翰逊则认为这是一种能量：“巨大的伦敦不是由不断演进的华丽的建筑物所组成的，而是由那些簇拥在一起的多样化的人类栖息场所组成。”约翰逊的名言——“一个人若厌倦了伦敦，那也就厌倦了生活”——证明了城市永远是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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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性好奇的崛起可以从小说、戏剧与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看出来。莎士比亚与伽利略生于同一年（1564年），可分别被敬为同理性好奇和知识性好奇的开创性人物。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开创性人物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编纂了科学方法论，而莎士比亚则开启了戏剧独白的重大变革，让平常百姓也能一窥王者的思绪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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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18世纪，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诞生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故事形式，小说更深入地将读者带到了别人的精神世界里。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拥有巨大的市场。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第一年就印了5 000册，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阿米莉亚》（Amelia，1751）仅在第一周里就卖出了同样的数量。人们有一种想要了解他人生活的欲望，其意义远在“好打听”之上。当人们在阅读《帕米拉：美德的回报》（Pamela）或者《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时，仿佛完全置身于另一个与自己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或者阶层的人的思想当中。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亚当·斯密在1759年提出，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旁观者，能够无比生动地想象他人的处境。基于这一新的思考方式，他还把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当作自己的楷模。一百年后，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说：“我们从艺术家身上获得的最宝贵的收获就是因我们的同理心而引起的共鸣，无论是来自画家、诗人还是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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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说过，小说是民主思想的典型体裁，因为它使人们对别人的处境更加感同身受。尽管他自己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相信若要人们有认同感，小说才是进行推理最有效的工具。举例来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无神论者可能无法在同理心上达成共识，甚至会陷入到一场激烈的争辩之中，因为他们所依赖的推理方式是出自各自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而只有小说可以冲破他们彼此的心理屏障，让陌生人之间也能相互理解，因为它能触动人的心灵和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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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将哈里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1852年发行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小说通过对汤姆叔叔长期遭受的苦难的有力描写，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同理心，被公认为一部对民众所持的奴隶制态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这部小说在发行的第一年就在美国售出了30万册，在英国售出了100万册。据说亚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战争之初会见斯托时说道：“原来您就是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女士。”（我觉得这句话听上去不一定是一种赞扬，尽管林肯的本意显然是想表达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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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学家开始研究到底是什么使小说能够如此地引人入胜。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雷蒙德·马尔（Raymond Mar）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对86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综述，并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用于理解故事神经网络和处理与他人关系的神经网络有大量的重叠部分。小说在我们的大脑中呈现了一种对现实生活场景的模拟，帮助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朋友、敌人、邻居和爱人的意图、动机、渴望以及挫败情绪。[3]2013年，位于纽约的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研究人员发现，经常阅读小说的人在对社交和情感智力的测试中表现得更好。更有趣的是，只有阅读文学小说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情节制胜的流行小说则不会有这一的效果。研究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文学小说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鼓励读者去揣摩角色的意图。无论是同理性好奇还是认识性好奇，奥秘比谜题更能够刺激我们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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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既激发了人们大量的知识性好奇，也使同理性好奇倍增。塞缪尔·约翰逊发现，若大量的人聚集在一个集中的区域就能产生一场空前的知识大爆炸。他告诉博斯威尔：“我敢说，在我们现在所坐之处的方圆十英里内，所汇集的知识与科技比整个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还要多。”这样的聚集再加上书籍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一种被称为“意外之得”（serendipity）的偶发性学习形式。“serendipity”一词是有着贵族审美爱好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发明的。在其175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沃波尔引用了波斯童话《锡兰三王子》（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的故事来解释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他在信里对朋友说：“这三个王子在路上总能因为意外或者他们的聪明才智，发现一些他们没有刻意寻找的事物……现在，你明白什么是意外之得（serendipity）了吗？”这便是“serendipity”一词的来历。而城市正是这些“意外之得”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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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量的成年人可以有机会生活在求知欲当中，并以此为职业而生存下去。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当年轻的成年人开始哺育后代、经营家庭或者卷入战争时，他一生的学习经历就结束了。直到科学机构和现代大学的出现，以及工业和贸易对经济的提升开始惠及大众时，一大部分人才得以从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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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好奇心越来越受褒奖和鼓励，知识性好奇和消遣性好奇的区别依然同从前一样显著。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好奇心分为两种：对知识的热爱和无休止地想要打听邻居的行动及状况的热情。19世纪末，亨利·詹姆斯的兄弟、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好奇心分为科学性的和仅仅因新意而产生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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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依然享受着启蒙运动时期爆棚的好奇心所带来的好处，它激励了几十项改变世界的发明，完善了有关“我们是谁，我们又从哪里来”的认识，为当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打下了基础。如今，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利用每个人的探索思维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然而，好奇心又一次身处险境，并且这一次的原因与中世纪完全不同。中世纪时期，信息稀少并且难以获取，而如今，问题的根源正是在于信息太过丰富且非常容易获得。在这个本该是自富兰克林放飞风筝之后属于好奇心的黄金时期，我们却正逐渐失去对知识探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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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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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用于回答问题；而人负责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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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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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国科技研究与发展办公室（U.S.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主任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对当时世界知识发展状况的担忧。他认为其发展速度过快，任何人都难以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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