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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既激发了人们大量的知识性好奇，也使同理性好奇倍增。塞缪尔·约翰逊发现，若大量的人聚集在一个集中的区域就能产生一场空前的知识大爆炸。他告诉博斯威尔：“我敢说，在我们现在所坐之处的方圆十英里内，所汇集的知识与科技比整个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还要多。”这样的聚集再加上书籍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一种被称为“意外之得”（serendipity）的偶发性学习形式。“serendipity”一词是有着贵族审美爱好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发明的。在其175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沃波尔引用了波斯童话《锡兰三王子》（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的故事来解释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他在信里对朋友说：“这三个王子在路上总能因为意外或者他们的聪明才智，发现一些他们没有刻意寻找的事物……现在，你明白什么是意外之得（serendipity）了吗？”这便是“serendipity”一词的来历。而城市正是这些“意外之得”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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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量的成年人可以有机会生活在求知欲当中，并以此为职业而生存下去。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当年轻的成年人开始哺育后代、经营家庭或者卷入战争时，他一生的学习经历就结束了。直到科学机构和现代大学的出现，以及工业和贸易对经济的提升开始惠及大众时，一大部分人才得以从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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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好奇心越来越受褒奖和鼓励，知识性好奇和消遣性好奇的区别依然同从前一样显著。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好奇心分为两种：对知识的热爱和无休止地想要打听邻居的行动及状况的热情。19世纪末，亨利·詹姆斯的兄弟、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好奇心分为科学性的和仅仅因新意而产生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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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依然享受着启蒙运动时期爆棚的好奇心所带来的好处，它激励了几十项改变世界的发明，完善了有关“我们是谁，我们又从哪里来”的认识，为当代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打下了基础。如今，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利用每个人的探索思维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然而，好奇心又一次身处险境，并且这一次的原因与中世纪完全不同。中世纪时期，信息稀少并且难以获取，而如今，问题的根源正是在于信息太过丰富且非常容易获得。在这个本该是自富兰克林放飞风筝之后属于好奇心的黄金时期，我们却正逐渐失去对知识探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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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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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用于回答问题；而人负责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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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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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国科技研究与发展办公室（U.S.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主任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对当时世界知识发展状况的担忧。他认为其发展速度过快，任何人都难以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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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临的难题看起来并不在于我们所发表的著作在广度和多样性上与当下人们普遍的兴趣不符，而在于出版物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现有的能力从中挑选出真正对自己有益的信息。人类的经验总结正在以飞快的速度积累，而我们用于在纷乱之中找出当下最重要的信息的方法却还同过去制造横帆船时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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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宣布通过缩微技术（microfilm technology）实现信息压缩取得了重大进展，他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整套《大英百科全书》可以压缩在一个火柴盒般大小的空间内。尽管如此，他也担心这种压缩信息的花费可能会过高，使大部分人都无法受益于这种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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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布什还强调说，我们存储信息的方式，无论是压缩还是不压缩，都与我们的目标不相匹配。我们将信息按照字母顺序和数字顺序进行收录，这样就可以按照路径和子路径去索引一条特定的条目。图书馆就是按此来整理藏书的。然而，信息越多，这样的收录方式的效率就越低，而且也没有反映出人脑的运行方式，即我们可以灵活地将完全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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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为此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解决方案，这在当时更像是一种科幻而非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想要制造一种他称为“Memex”的机器，“Memex”是“记忆”（memory）和“索引”（index）的合成词，类似一个写字台，上面有一个倾斜的半透明屏幕，还带有一个键盘和一系列按钮和拉杆。用户可以在Memex的微缩胶片中输入各种信息，还能附带个人笔记、图片和电影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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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x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是任何一个项目都可以链接到其他任何项目上。比如说，如果用户对弓箭的历史感兴趣，他可以逐步建立一个关联网络（associative mesh），以组织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信息可以是来自百科全书上的关于中世纪战争的条目，也可以是一篇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文章，或者是一张土耳其弓箭的照片。所有这些资料都被链接在一起，并且就像我们大脑里的神经细胞一样，每一项都会有多重链接。用户可以选择按照不同的特征寻找信息，如果想从战争历史转到有关弹性的物理理论，都可以轻易做到。布什后来参与了互联网的结构设计，互联网的根基是通过超链接实现的关联，即有关信息的信息。布什未能预见到的除了我们的机器不再使用拉杆以外，还有信息被处理和压缩的速度将在不久之后得到惊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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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被誉为当代信息学理论之父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曾与布什在贝尔实验室共事。他在1949年画了一张表格来记录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的信息仓库。最大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U.S. Library of Congress），在当时它被认为几乎收集和整理了所有人类有过记录的知识。香农估计若换算成比特单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近100万亿比特的信息。而现在，这么多的数据（13GB）可以被存储到一个几磅重的硬盘上，价格不到1 000美元。因此，各类信息无处不在，政府和公司办公室里、实验室里、家里，甚至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信息，并且还在不停地复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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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骤变发生的速度令人惊叹。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曾作出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就好像你跪到地上种下一棵树苗，结果它生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你还来不及站起来，它已经覆盖住了整个城市。”我们的星球被快速增长的信息丛林所覆盖，因此很自然的，信息指南就被创造出来以帮助人们找到他们想要的信息。谷歌在实现其“组织全世界的信息”这一目标上，早已超过任何人十年前的预期。此外，通过激发志愿者的激情并结合使用开源技术，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创建了维基百科—— 一家彻底改变了人类与知识之间关系的企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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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架在人类与信息之间的网络媒介有其局限性和算法偏差，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必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将完全无法驾驭这么多的知识。如今，互联网是每一个好奇的大脑都最喜爱的资源。用笔记本或者手机，我可以立刻搜索有关巴赫的清唱剧的文章，或者观看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讲座，或者从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才那里学习天体物理。我可以沉醉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作品集中，也可以仔细端详伦勃朗的笔触，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教父》的经典片段。我可以在线旁听世界上最优秀大学的课程，也可以加入讨论组，与其他和我一样想要学布鲁斯吉他的人进行交流。我可以搜索有益于我工作的信息，或者为我的新书找到灵感。而这些中的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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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能无法达到18世纪英国伦敦社会的好奇程度。好奇心依赖的是信息的需求与供应。它依赖于我们欲望、我们的感受，以及我们准备好以多大的实践和代价来投入。它也有赖于辨别能力。它涉及我们究竟想要知道什么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互联网可以在我们还没有仔细推敲一个问题之前就给我们答案，它也可能让我们轻易地忽略自己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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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一天，一个名为珀西·斯宾塞（Percy Spencer）的人正在视察他所管辖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坐落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隶属于美国大型国防合约商雷神公司（Raytheon），该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国空军提供了雷达技术支持。斯宾塞站在一个发射微波用以加强雷达灵敏度的电子管旁时，突然感到了一股莫名的热浪。他看了看自己的衣兜，发现里面的糖果溶化了。斯宾塞感到很好奇，于是派人找来一袋爆米花，并把它放在真空管前，结果爆米花竟然爆裂了。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雷神公司就申请到了微波炉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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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发现的历史中，许多重大突破都源于机缘巧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青霉素的发现。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细菌无法在培养皿中的霉斑周围生长，他便忽然意识到霉菌具有抑制细菌的作用。然而斯宾塞和弗莱明两人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一种幸运，而是因为他俩本身都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多年来积累了各自领域内的大量知识，并一直专注于学习和改进。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出现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异常现象，他们就有能力发现并且把握住突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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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们常常会把意外发现归因于运气而忽略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所说的“睿智”。当斯宾塞发现他的糖果溶化了，并没有像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样，耸耸肩就走开了。也只有像弗莱明这样既对细菌非常了解又充满着求知欲的人，才能洞察到一处霉斑的重大意义。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曾评论说：“在观察领域，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好奇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盲点，关注于自己所未知的事物，从而为之后的顿悟做好准备。这如同给我们带来了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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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曾建议大家这样逛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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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不像铁路售票处，在到达之前你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应该迷迷糊糊地进入书店，就像身处梦境之中，然后让所有的书自由地吸引你的眼球。到书店里任凭好奇心的支配而漫步，会是愉悦午后的一项消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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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建议恐怕不适用于谷歌的使用者。用凯恩斯的话说，谷歌更像是铁路售票处，是当你已经知道自己的目标之后才会去的地方。一个真正好奇的人知道，自己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清楚自己想知道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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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佩奇在讨论谷歌公司的未来时曾说：“一个完美的搜索引擎可以精确掌握用户意图，并作出精确的回应。”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知道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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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们的DNA已经给我们预先准备好了一些答案，比如我们一出生就知道需要学习如何吃饭，或者需要破解从父母嘴里发出的那些有趣的声音，并最终为自己所用。随着我们的成长，总会有来自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或老板等各类人的声音，告诉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才能在学业和事业上做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当你知道自己需要知道什么的时候，它总是可以成功地帮你找到答案。而另一个问题则要困难得多——“我想要知道什么”，这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互联网却帮不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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