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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拓宽了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不等于好奇心也随之自然而然地被扩展。事实甚至与此相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创建了一个包含从1945年到2005年发表的总共3 400万篇学术论文的数据库。他通过分析文章的引用列表，来看当期刊从纸质发行转至在线发行后，研究形式是否有所改变。因为数字文献远比纸质文献易于搜索，所以他最初假设学者们能使用互联网拓宽他们的研究视野，因此文献引用的多样性应当会大大提高。而结果正好相反，他发现在期刊转至在线发行之后，学者们实际上较以前引用了更少的文章。可用信息的拓宽反而导致了科学和学术的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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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此发现进行解释时，埃文斯指出，如谷歌一类的搜索引擎通常会有一种齿轮效应（Ratchet effect），这会使受欢迎的文章越来越受欢迎，于是就快速地产生和强化了什么重要而什么不重要的共识。此外，超链接的简单高效意味着研究者将忽视那些不是最相关的文献，而从前使用纸质出版物的研究者在翻阅期刊时则不可避免地扫过这些内容。虽然在线研究相对于在图书馆无疑更高效、简洁、可预测，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缩小了探索研究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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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破除地域、文化及语言屏障的能力被广为认可。然而有证据表明，虽然互联网扩展了部分人的眼界，因为他们使用网络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眼界反而变得更狭窄。艾森·扎克曼发现，美国互联网用户所阅读的新闻有93％会在国内以纸质形式发行，事实上，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不狭隘的国家之一。而法国的新闻网站98%的流量都在国内新闻页面上。“信息可以在全世界流动，”扎克曼说，“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则常常高度本土化和部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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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费尔南多·费雷拉（Fernando Ferreira）和乔尔·沃德福格（Joel Waldfogel）研究了来自22个国家的消费者自1960年以来的半个世纪内购买音乐的消费习惯。你可能会认为在YouTube、iTunes和Spotify盛行的年代，我们的音乐品位将变得国际化和异质化，然而费雷拉和沃德福格却发现，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自己本国的音乐，并且这种倾向自本世纪初开始正在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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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意外之得”可能性的减少会使得创新变得更难，因为创新依赖于知识与想法的不期之遇。当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式获取同样的信息时，就很难找出最初的关联点。扎克曼回忆说，有一次他向一些投资经理做了一场关于“意外之得”的演讲。一开始他还担心如何能抓住他们的注意力，结果他却发现每个人都听得聚精会神。“在金融界，每个人都在读彭博，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信息，”扎克曼说，“但是他们想要找的却是如何跳出常规来获得灵感的策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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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互联网没有让我们对新的信息、其他的人、其他的国度敞开心扉的潜力，而是这种潜力往往都被埋没了。将来，能够将这一潜力加以利用的人会发现自己有越来越强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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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德赛》中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罗马名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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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学家马修·格林（Matthew Green）曾这样描述过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在1715年的约翰咖啡馆里，你能听到人们从一个话题转换到另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无关话题。比如，从斩首叛军詹姆斯党主（Jacobite Lord）的新闻可以转移到讨论“砍头是非常容易的致死方式”。在此过程中，某位参与者告诉大家他正在进行的一个实验：将一条蛇切成两半，而后惊讶地发现被切开的两段蛇身居然各自爬向不同的方向。于是在场一些人便会推论，这是不是证明了双重意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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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尔的一项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给孩子们讲的故事越多，他们越能够理解其他人的想法。有一个反常规的统计结果是，看电影能有同样的效果而电视则不能。马尔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小孩通常是独自看电视，而去电影院则是和父母一起，如此一来就能相互交流。儿童的同理性好奇似乎同知识性好奇一样深受父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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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维基百科持批判态度的人往往抱怨其并不可靠。然而，相对于它令人震惊的全面性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代价。维基百科的用法最好能像吉米·威尔士所说的那样——作为第一个可参考的出发点，而不是信息来源的全部。随着混乱、争议和不断的修改，维基百科证明了科学的执行可以创造出远胜于《大英百科全书》的内容，超越其不可撼动的威望，并提醒我们，知识在本质上就是不可靠的，必须经过反复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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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互联网和“意外之得”之间的关系的精彩讨论，参见扎克曼2013年出版的《重新接线：互联时代的数字大都会》（Rewire: Digital Cosmopolitans in the Age of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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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保持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热情 05 好奇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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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对成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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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中，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学习者，而不利于愚昧或无技术者的经济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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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发展速度最快的那些国家拥有更高的大学入学率。在欧洲和美国，高等教育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但是不受教育所导致的潜在成本却增长得更快。在美国，拥有大学学历和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了现代社会以来的新高。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肄业生高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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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中小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前提。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越来越关注为何有些儿童在中小学阶段比其他儿童表现得更好。我们知道，儿童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对此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个人的能力和潜质又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研究得最为详尽的因素就是智力。虽然IQ分数的有效性和显著性一直以来都有争议，但是大量的证据显示，智力或“认知能力”与学习成绩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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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IQ绝对不是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每一位有经验的教师都能举出聪明的孩子没有拿到学位，而不那么聪明的同学却拿到了学位的例子；大学教授都知道，有时候最聪明的学生反而是最懒惰的。最近几年，研究教育成果差异的心理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那些非认知能力特征，比如个性或者性格等。现在我们知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以及学习习惯对在校表现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从前的预期。这一现象在高等教育中显得更为突出，因为智力的差异在这个阶段已经很小了。一项对英国学生中精英层的纵向研究表明，个性特征所产生的影响是智力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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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特征所产生的影响是智力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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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些个性特征最为重要呢？获得研究者最多关注的特征是责任心及其相关的品质，比如毅力、自律，以及心理学家安吉拉·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所称的“坚韧（grit）”，也就是接受失败、克服困难、坚守长期目标的能力。这一系列态度与较高的成绩具有一致的相关性。[1]最新的研究以有力的证据表明，还有一种个性特征同样对教育的成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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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讲师索菲·冯·斯蒂姆（Sophie von Stumm）根据已有的关于个体学习成绩差异的研究成果组织编写了一份综述。他们综合了200项研究，研究对象总共包括近5万名学生。她假设求知欲（intellectual curiosity），即“主动寻找机会，去参与并享受那些需要付出努力的认知活动”倾向会对成功有所帮助，因为这些学生会渴求学习新的知识并探索新的想法。数据显示她的假设是正确的：冯·斯蒂姆及其合作者们发现好奇心对学习成绩的贡献大体上与责任心相同。两者相加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智力。根据冯·斯蒂姆的研究，拥有一个求知若饥的头脑是学术成就的“第三个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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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者们进行了一项对过去研究成果的分析。该分析集成了从1997年至2010年发布的241项研究数据，试图分析出在一个高中生的背景和个性中是否存在某些能预示着他将来进入大学后会获得成功的因素。他们的发现与冯·斯蒂姆的惊人地相似。研究者们调查了三大类可能的预测参数：人口统计学参数，如性别和社会阶层；传统的认知能力因素，如智商和高中时的学习成绩；以及42个曾被人认为与教育成果有关的个性因素，如自尊心和乐观态度。他们发现，人口统计学参数对大学时期的表现几乎无影响（如社会阶层一类的因素对学生的最大影响是决定学生是否能够上大学，所以不会显现在这项统计的范围内）。对未来成功的预期最有效的参考因素是智力和在校表现。其他因素都没有特别显著，除了责任心和认知需求，也就是我在前言中所提到的科学界对好奇心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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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道理非常直观：一个聪明的孩子只有持续地付出努力才能发掘自己的潜力，然而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学习欲望，就不大可能会坚持下去。但是只有现在，研究者们才能够量化好奇心对教育成果的影响。事实上，冯·斯蒂姆认为好奇心可能是影响个人成就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将智力、坚持和对新事物的渴望这三者合而为一。那些对自己正在学习的事物由衷感兴趣的人往往会更加努力地去理解和掌握。我们还知道，兴趣有助于思考。心理学家保罗·西尔维亚（Paul Silvia）解释说，当一个人对他所读的书籍感兴趣的时候，他就会读得更认真，会更有效地处理信息，找到新旧知识间的更多联系，并且会思考这本书所引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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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好奇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影响整个社会好奇心水平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育儿方法、教学风格以及社会态度。而所有这些都正在受到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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