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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不认为所有人都能够达到第三个阶段。他认为好奇心是一种脆弱的品质，需要不断地付出努力才能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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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的智力性好奇无论用什么都无法满足，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好奇心则很容易就衰退了……有些人在冷漠与不经意间将其丢失，有些人则是在草率与敷衍中丧失了好奇心，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这些问题一，但却陷入了种强烈的教条主义，这对于求知精神是同样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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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同意互联网让我们变笨的说法。唯一能使你变笨或者变得冷漠的只有你自己。那些试图利用互联网来逃避知识积累的人将会忘记如何变得好奇，而那些懂得将互联网作为持续性智力探索的跳板的人，有可能在学校建树更多，在职场也会获得更多的成就。未来属于那些选择具有好奇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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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责任心与智力是高度独立的，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能力不够高的人可能会为了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而提高责任心，而非常聪明的人则常常会“吃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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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本人要求姓名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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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保持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热情 06 提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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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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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丹·罗斯坦（Dan Rothstein）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名为劳伦斯的老工业小镇从事社区组织工作。这个小镇曾以兴隆的纺织工业而闻名，而如今，昔日的繁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失业率和犯罪率，无数贫穷的家庭需要依靠社会救济来维持生计。罗斯坦负责一个降低辍学率的项目，他会接触到一些孩子不去上学的家庭，并试着将孩子劝回学校。他知道如果这些孩子在现在的年纪就放弃了学习，那将会对他们的前途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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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坦所接触的家庭中，大部分家长都很有爱心也很善良，真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的生活，但他们大都被艰难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其中不乏大量的单亲父母，他们需要打两份工，甚至更多工，才能维持生计。通常，英语在那里只作为第二语言使用（小镇大部分人口属于拉丁裔），于是语言成为了家长们与自己孩子的老师或者社会福利工作者交流沟通的障碍。然而罗斯坦很快就发现，困难远远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似乎有什么东西阻碍了他们大声地进行自我表达。罗斯坦说道：“他们愿意在接到通知后去学校见校长或者其他老师，坐着听完一场关于自己孩子出勤率的报告，然后便各自回家，然而他们对此问题的无力感从未得到过任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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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罗斯坦找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其实并不是家长不知道要问什么，而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问。他们无法通过提问来获取有用的信息或获得行政官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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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罗斯坦及其同事们便开始了援助行动。他们打算从给家长们编写出一个可能会用到的问题列表入手，可是他们很快发现，很难为每个具体的场景预先拟出合适的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家长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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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仅仅建议家长们问什么问题是不够的，罗斯坦和其他组织者需要教会他们如何自己提问题。罗斯坦解释说：“提问是一项复杂而精妙的技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人会从小学习提问技巧，之后进入精英阶层所在的专业领域（如法律或教育）继续深造这一技能。”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学习提问，因为我们从没有上过一门叫作“如何构建一个问题”的课程，也没有从父母那里听到过相关的讲解。我们是在生活的环境里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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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坦总结了几条关于如何提问的简单原则，比如如何问一个封闭式问题或者一个开放式问题。前者可以仅用“是”与“不是”回答，而后者则会引出与对话者更深入的交谈。他发现与他配合的家长们很快就领悟了那些要领并开始应用，且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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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坦意识到学会提问有着改变人生的潜在意义。它可以帮助每个家庭面对很多不同的场景，比如家长会、失业管理处，或者跟警察、商业服务者打交道等。他越想越觉得这项技能非常重要。他越来越坚信，提问对人类而言应是一项基本的能力。“你应该知道，它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感觉，不是吗？”他说，“当你与一个偶然碰到的人别过之后，不禁会想‘我多么希望刚才问了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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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天生都具有提问的能力，然而这一能力的高低却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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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知识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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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心理学家多罗西娅·麦卡锡（Dorothea McCarthy）在明尼阿波里斯市研究了140名年纪在18到54个月的儿童。她记录下了每个孩子对研究者说出的前50句话，结果她发现，上层社会家庭的孩子比底层社会家庭的孩子会提更多的问题。这种阶层带来的差异从孩子2岁就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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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究者芭芭拉·蒂泽德（Barbara Tizard）和马丁·休斯（Martin Hughes）在1984年所做的一项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记录了许多4岁女孩在家与母亲之间的对话，同样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谈话内容中问问题的比例高于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并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尤其喜欢问由好奇心引发的问题，例如关于 “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他们还更有可能让自己的母亲参与到被研究者命名为“知识搜索的通路”的实验当中，实验者会问一系列有关联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是由另一个问题推导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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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泽德和休斯记录下了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与父母之间具有独到严谨性的对话。4岁小女孩罗茜与她妈妈就为什么要付钱给窗户清洁工的问题进行了很长的交谈。妈妈回答说：“窗户清洁工需要钱，不是吗？”“为什么？”罗茜问道，她明显不满意这样的答案。“为了给他的孩子们买衣服和食物。”妈妈回答道。接着罗茜似乎挺在理地指出：“不是所有的窗户清洁工都有孩子。”这样的交谈在如今服从意识逐渐减弱的社会习俗下并不少见。科学家和教育学家内森·艾萨克斯（Nathan Isaacs）在1930年曾写道，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问她的妈妈：“我们为什么不挤猪的奶呢？”妈妈回答道：“因为它们需要喂养自己的孩子。”同样，这个小女孩也不满意妈妈的回答，它接着说：“那牛也有小牛要喂养啊。”蒂泽德和休斯回应说：“小孩子能够以敏锐的、无休止的逻辑来探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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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用问题来探寻他们的好奇心呢？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回答，因为蒂泽德和休斯发现，工薪阶层的母亲同样也会回答她们子女提出的问题。原因是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被问了更多的问题。母亲对孩子提的问题越多，孩子相应地也能回问更多的问题。提问是具有传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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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提出了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发现。研究者研究了40个孩子在家里与父母的谈话互动情况。他们发现在不同的家庭里，父母问孩子问题的数目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问问题数目较多的情况往往是发生在父母与孩子以你来我往的对话形式进行交流时，父母会回应孩子提的问题，进而扩展开来一起讨论。而问问题较少的父母则更经常发出禁止的命令，比如“停”或“别那样做”等。若父母将语言作为工具来进行认知探寻而不是发号施令的话，那孩子往往会在耳濡目染中也做出同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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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各个家庭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当中。2011年的一项研究记录了一群3岁和5岁儿童的日常会话。他们来自四个不同的洲：伯利兹城（拉丁美洲）、肯尼亚（非洲）、尼泊尔（亚洲）和萨摩亚（南太平洋群岛），但他们都居住在农村或是乡村小镇上。他们的家庭都很贫穷，父母都是农民或者低收入的劳动者。寻求信息的问题大概占据了他们会话中1/10的比例，这和美国儿童会话中的相关比例结果近似。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儿童所提出的寻求信息的问题有1/4都是以“如何”或“为什么”开头的，这在非西方社会非常少见。事实上，大概只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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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成果的拥有者之一、人类学家罗伯特·芒罗（Robert Munroe）指出，在他们所观察的那些社会中，母亲往往向她们的孩子传递的信息是服从和恭敬。若认定孩子说错话或是做错事，她们几乎会毫不犹豫地严厉责骂甚至动手。与孩子的对话仿佛也只使用功能性的语句表示指令和安排，而不是交换信息和想法或者开玩笑。在这四个国家中，萨摩亚孩子寻求信息的问题所占比例最大，肯尼亚孩子寻求信息的问题比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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