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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是贝拉明在1616年主持了对伽利略的审判，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并不是教会对宇宙的真实本质不感兴趣，而是他们认为这样的知识应该只能属于可以掌控它的特权阶级，比如他们自己。伽利略惹怒了当权者不是因为他出版了《星际使者》，而是因为他采用了普罗大众通用的意大利语，而不是上层阶级专用的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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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耶稣会传教士把伽利略望远镜带去了中国和泰国，并把伽利略的著作翻译成了中文。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1583年到达中国，他有着很深厚的学问，同那些迂腐自大的西方传教士截然不同。他精通中文的口语和书面语，并与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同时也是一名基督教徒的徐光启建立了长期密切的伙伴关系。他们一起合作，试图让中国统治者及知识分子燃起对欧洲那些惊人的最新发现的兴趣，但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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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太空的观测，对于太阳黑子的发现也早于欧洲。但是，他们对于天文学的理解是出自精神上和宗教上的信念，而不是由经验主义的观察结果得来。意识到这一现状后，利玛窦和徐光启便着手为中国学者提供专业的工具，如三角学、行星表和伽利略望远镜，让中国的天文学发展与西方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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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因精准地预测了日食而震惊了中国人，甚至与中国的天文学家们上演了数场竞赛来验证各自理论的准确性，当然他们总是会胜利的。其他传教士还给中国展示了先进的军事武器，而当时的大清政府对于欧洲传来的这些消息往往都摆出大帝国的姿态，表现得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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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掌权者们承认西方人有许多很好的想法和技术，但是基本上他们都不感兴趣。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之一，其经济发达程度远超过欧洲。在既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又有着繁荣经济的状况下，有什么理由去关心一夜暴富的欧洲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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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可不发展天文学也不需要西方人的帮忙。”中国17世纪著名的学者杨光先如此说道。他说，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朝代如汉朝，天文学家对太阳和月亮关系的认识甚至比他们现在更少，然而“汉朝依然保持了400年的尊严与繁荣”。最终，大清政府将基督徒们遣散回家，并让他们带走了那些望远镜和大炮。直到20世纪，中国才完全接受了西方科学的理论，现在才开始弥补过去在科技和经济上落下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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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讲到，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地理事实相关，即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宽度。大西洋沿岸长3 000英里，简直是最完美的。它足够广阔，从非洲、欧洲到美洲，可以让来自不同文化的各种商品在海岸线附近生产，然而又不是过于宽广，但足以让伊丽莎白一世的大帆船能够顺利横跨。相比之下，太平洋就要大很多，无法实现沿海岸线的贸易往来，也降低了海上探险的可行性。中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相隔8 000英里，恐怕再无所畏惧的中国人也难以在西方欧洲人之前发现并殖民美洲新大陆。相应地，中国也很安全，不易遭到侵略或袭击，但也意味着没有太多机会和动力去探索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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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好奇心匮乏现象是有根可寻的。17世纪，欧洲人在大西洋海岸附近建立了新的市场经济，于是那里汇集了欧洲最伟大的智慧来研究风力和潮汐的运动，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自然探秘，也就是科技革命。之后又出现了更大范围的知识与政治的变革，现在被称为启蒙运动。正是像欧洲人这样，既熟悉自己文化又了解其他文化，才能提出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社会的问题。而同期的中国却故步自封，沉浸在曾经其他国家都不可企及的辉煌历史中，对于传教士带来的新信息丝毫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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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并不有利于好奇心发挥作用。就像17世纪的中国人那样，那些始终保持盈利的公司的管理者们往往都容易目光狭隘，不再对自己所处领域之外的想法感兴趣。在探索未知和利用已知之间，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后者。尽管迪士尼公司缺乏震惊世界的新影视作品，但其仍在那些时期保持着良好的财政状况，高净收益率就好比太平洋一样对其形成了安全屏障。当对现有资源的应用足以带来巨额财富时，他们就不再有动力去探索新的道路，再续迪士尼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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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在乔布斯回归之后有了巨大突破，成功的势头持续了很长时间。公司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追求创新的精神，一部分原因是作为掌舵者的乔布斯强烈的好奇心，另一部分原因是它在之前的十年间有过数次濒临倒闭的经历，因此它不会因过度自信而变得不思进取。如今乔布斯已经离开，苹果公司漂浮在财富的太平洋上，它是否能继续保持一颗好奇心现在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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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以这样问，苹果或者其他任何公司如何能持续地将精力集中到自己的未知领域。伟大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曾经说过：“彻底的有意识的无知，是取得所有真正进步的科学发展的前提。”有一些公司或管理者会主动去培养这种有意识的无知，比如对未知事物非常着迷甚至上瘾，因此他们最不可能因环境改变而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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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在30多岁时就已经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们到了他现在的年龄段或者更老一点就已形成定式习惯或思维。他说：“人们被束缚在这些固定轨道上，就好像留声机的钢针无法脱离唱片上的音轨。”乔布斯50岁时因身患癌症已快走到生命尽头。他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的讲话上谈到了加州反主流文化名人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这是一位对科技有着远见卓识的智者。乔布斯以布兰德的座右铭“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Stay Foolish）结束了他的演讲。他说：“一直以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然而，乔布斯并没有留下该如何将这种精神也灌输到整个企业的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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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学后，我进入了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广告代理公司的伦敦分部。当时，所有新员工都会领到两本薄薄的书。这两本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是业内前辈詹姆斯·韦伯·扬（James Webb Young），已去世多年。第一本书的名字是《如何成为广告人》（How to Become an Advertising Man）。[4]尽管我们会窃笑书中一些过时的表达（如“推销是一门通过把自己的提议包装得极富魅力从而来影响各种人类行为的艺术”），但是我们都会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书里所给出的建议真诚且让人信服，至今依旧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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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曾经在纽约麦迪逊大道工作，刚好是电视剧《广告狂人》里所描绘的广告业全盛时期之前的年代。他比剧里的主角唐·德雷柏（Don Draper）早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已经被公认为美国游说大师。当美国政府找到他并希望他可以设计出一个旨在抑制德国人士气的宣传方案时，扬在备忘录上写下，需要展现一种既大胆又非常有逻辑性、简洁直观的效果。他认为这次挑战就好比做一个肥皂粉品牌的营销。他在书里如此写道，政府需要的是“这样一个方案……当产品投放到市场后，它将帮助我们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具体来说，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确保最大程度地降低敌人的士气，并且在向定位的‘顾客’推广时受阻力最小……在我看来，这样的方案就如同在发出一个最后的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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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给我们的第二本书是《创意的生成》（A Technique for Produ cing Ideas）。这本书是扬在1960年半退休的状态下写的，虽然书是为广告从业者而写，但其中的道理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在书里，他很委婉地表达了如果想要了解创造性思维形成的过程，就不需要再看其他任何书籍。这本书篇幅很短，就是个小册子，但是颇具实用性。书里没有那些只有创造性天才们才能懂的奥秘，没有专业术语，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他在书里提到最为重要的就是有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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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总结出五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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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收集素材，也就是收集有关产品及其消费者的信息。他说，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产品或将要买这个产品的人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请坚持下去，更努力地去寻觅终究会找到的。扬在书里引用了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例子。一位年长的作家告诉莫泊桑，“在巴黎的大街上随意选择一位出租车司机。这位司机对你来说大概与其他司机无异，但你需要去了解他，直到足以将他详细地描写出来，并且通过你的描述能够向他人展现一个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出租车司机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这就是收集产品及其消费者信息的方法。扬又说到，同样重要的是持续性地收集普遍的素材，“在广告行业，我所知道的每一个真正很有创造力的人都有两个很显著的特征：第一，天底下几乎没有他们不感兴趣的主题，无论是古埃及的祭奠文化还是当代艺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让他们为之入迷；第二，他们会博览各种领域的信息……在广告行业，一个创意需要将某个产品与某个群体的具体信息、生活以及事件的一般常识结合起来。”扬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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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的方法论很简单，但非常有效。对于任何需要创造性思维的任务或者项目来说，它的实施者最好既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熟悉该项目及其用户（或读者、观众等）的文化背景知识。拥有这两种知识储备的人，其大脑里往往会进行丰富的信息交换，各种偶然的对撞势必擦出新想法的火花。生活在几乎与扬同时代的另一位广告人，同时也是全球广告代理网络的创始人里奥·博内特（Leo Burnett）曾说：“我认为，对生活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依然是那些最具创造力的人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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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想法不是临到需要时，冥思苦想就能自然萌发出来的。它扎根于创造者数月、数年甚至好几十年的积累之中，既是思维形成习惯后的产物，也是才华的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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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想法不是临到需要时，冥思苦想就能自然萌发出来的。它扎根于创造者数月、数年甚至好几十年的积累之中，既是思维形成习惯后的产物，也是才华的闪现。正如扬所说：“对于一些人来说，每个事实都是一个独立的知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个知识链上的连接。”很显然，他很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在之前谈及的一项原则——已有知识的储备越多，新知识就能被同化得越好，且有着更高的创新性可能。这就是知识的群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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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会认真地经营自己的长期记忆，生活在一种增强现实之中。他们见到的所有事物都有额外的、有意义的且有多种可能性的层次，而这些层次是一般的观察者所看不到的。时尚设计师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这样说：“我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而很多人的眼睛可以看清事物却无法观察它。我会在暗处旁观一些亮的，在粗糙的东西旁边看见光滑的，在丝绸旁边看见哈里斯花呢，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有意义。我看着一栋建筑上门窗的比例，可以想到一件夹克上的口袋和开口。或者当我听到非常平静但却有着轻快节奏的音乐，就能想到一套海军蓝西服里面搭配一件有着花卉图案的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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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的方法论的其他步骤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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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反复推敲。将第一步收集到的素材再从其他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并将它们与其他事实存在进行非常规的交叉组合，持续性地寻觅所有事物之间有趣的新关联和新组合。这样的做法不一定能给你带来好的创意，事实上，扬预测你将会感到自己找不到任何合适的突破口，无法提出一个一针见血的见解，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会在脑子里无序地搅在一起，你会深感绝望而完全进行不下去。然而扬说，虽然此刻你感到很绝望，但事实上这是个好现象，因为这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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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直接的努力，仿佛是对自己之前努力的犒劳。这是一个允许无意识行为参与进来的阶段，但只能由与目前任务毫不相关的事物刺激而产生。扬对读者说，夏洛克·福尔摩斯经常在办案途中忽然把华生拽去听一场音乐会，完全不给他那缺乏想象力的搭档以反对的权利，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完成了全方位思考的艰难过程，之后想要有灵感闪现，最好将自己的全部意识从案件本身移开，去关注一些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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