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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大可不必以这种方式审视普遍存在的生命，只要审视自己的生命本身就够了。要按照我们的世界观，最终慢慢实现永生的愿望，我们就得感觉到自己是所在文化的宝贵成员。因此，处理恐惧的第二种重要途径就是感受到个体的意义所在，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自尊。文化世界观形式多样，同样的道理，获得并维护自尊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对于苏丹的丁卡人来说，谁拥有最多的长角牛，谁就最受尊重。而在特罗布里恩群岛，要衡量一个男人的价值，得看他在姐姐房前堆放了多大的山药金字塔，然后让其慢慢腐烂。对于很多加拿大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成功躲闪对方头戴面罩的守门员，用手中的球棍将橡胶球击进网，那他就是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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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受自尊的驱使，这种驱使力无以复加。自尊保护着我们，即使日常生活掩盖下的恐惧在涌动，我们也不会受其影响。自尊让我们每个人相信，我们的存在会持久、有意义，绝不仅仅是终将毁灭的物质载体。坚信世界观的正确性，证明个人的价值所在，这两种相生相存的心理齐头并进，让我们远离只有人类才有的恐惧——对于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人类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才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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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种观点，认为人类对于死亡终至的认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圣经》《律法》《古兰经》以及古代佛教文书都有相关的记载。25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指出，持久暴力冲突的基本原因就是认识到死亡终至。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了解如何死亡”。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就是关于“人类应对死亡”的记载。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这些观点广为哲学家（如索伦·克尔凯郭尔、弗里德里希·尼采）、神学家（如保罗·蒂利希、马丁·布伯）、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托·兰克及罗伯特·立富顿）所采纳，更不必说文学领域杰出的作家了，如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菲利普·罗斯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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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科学心理学领域，死亡并未获得太多关注。即使今天，很多心理学家对于死亡的冷漠依然令人吃惊。随意翻看具有影响力的当代社会科学书卷，内容但凡涉及人性、思想、文化、宗教、战争、历史、意识等方面，你就会发现，死亡非但无足轻重，且很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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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我们同死亡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法通过严密的科学方法获得理解和测试。在后弗洛伊德时代，心理学依然在为成为被普遍认同的合法科学而苦苦奋斗，心理学家对于重大的宏论十分警觉，尤其是涉及潜意识思想及情感对于日常行为影响的方面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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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验社会心理学家，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观点无法被科学地设计然后进行实验？也许科学方法真的可以用来解释怎样应对潜意识里有关存在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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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提醒其中一组（即实验组）的参与者死亡终至，而另一组（即控制组）则不受提醒，然后观察被提醒的实验组被试是否会更加努力地坚持从文化中获知的信念。这个实验最初开始于1987年，被试人群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22位法官。实验过程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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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登场的是迈克尔·加纳（Michael Garner）法官，他帮助我们完成了第一个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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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审判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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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法官这一天的工作就是审查一起妓女案件，然后准予保释。他早晨开始工作，坐在内庭，仔细察看头天晚上的常见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包括醉驾、入店行窃、扰乱治安等。接着，他打开了卡罗尔·安·丹尼斯这一案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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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包含警察的记录和妓女的陈述，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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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9：03刚过，一位25岁的女性在迈克尔·米莱街道的某一路段被逮捕。她叫丹尼斯，穿着高跟鞋、极短的热裤、吊带衫，站在街角拉客。一位30多岁开着皮卡车的男性停下了车，将车窗摇了下来。他们俩都没发现潜伏在街道上毫无标记的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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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件记载，丹尼斯被戴上了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排，接着便被关进了监狱，受控的罪名是卖淫拉客。因丹尼斯无法提供永久性住址，要获释，就得有人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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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法官合上了文件，叹了口气。之前他也审过类似的案件，当时，这一类的违法保释金额一般为50美元。接着，他翻开了另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他的同事（另一位法官）让加纳填写的一些性格问卷，那位法官的女友需要这些问卷帮助其教授完成一个关于“性格、态度和保释决定”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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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份问卷由两个关于“品行·态度·性格调查”的问题组成。首先，我们要求法官“简要描述想到自己死亡时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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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怎么考虑过这个，不过，我觉得想到家人会思念我，我会非常难过，”他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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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让他“尽可能详细、快速地写下他认为自己肉体死亡时以及死亡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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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我觉得自己进了一个痛苦的隧道，然后沐浴在光中。我会发现，自己的肉体被埋在了土中，然后腐烂了，不过，我的灵魂升天了，我在天堂见到了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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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法官又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和办事员聊了几分钟，接着就回到内庭，继续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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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和其他那些为卡罗尔·安·丹尼斯作保之前想到死亡终至的法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没有完成调查问卷的控制组法官认为受审者应该交出50美元的保释金。然而，那些被提醒死亡终至的法官却坚持认为卡罗尔·安（顺便说一下，这个人并非真实存在）应支付多得多的惩罚性保释金——平均一下，结果为455美元，这是正常情况下同类案件保释金的9倍还多。因为想到死亡终至这一细节的出现，公正的天平已经倾斜，甚至是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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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专家群体，他们对案件的判断基于事实。的确，法官坚持认为回答关于死亡的一些问题并不太可能影响他们的法律判决。然而，只是想到了死亡，他们的决定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们对此全然不知，这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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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这一实验的时候，我们认为，法官一般都有强烈的是非观，而且我们认为卡罗尔·安·丹尼斯的行为会触犯法官们的道德情感。实验结果显示，那些想到死亡终至的法官会尽力遵从文化，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相对于那些没有被提醒死亡终至的同事，他们会更鲜明地举起法律的旗帜。他们为那位所谓的妓女设定了非常高的保释金标准，坚信她出庭受审时，要因道德犯罪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仅仅是走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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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不仅对于辜负了我们人生价值的人做出了消极反应，对于坚定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他们还做出了积极反应。在一份研究中，有人向警方告发了一位非常危险的罪犯，人们提议应该给告发者一定的经济奖励，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则把奖励数额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因此，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不仅会关注我们认为不道德的或者高尚的行为，他们还表示，我们应该增强对于正确信仰的坚持，对于优秀文化的坚持。因此，被提醒死亡终至之后，对于任何强化我们所珍视的信仰的人和事，他们都会做出慷慨、积极的反应，而若有人质疑我们的信仰，他们则会义无反顾地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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