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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个英语系专业生更好，”马克有些担心地想，“那样我就不用参与这些该死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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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发生器会不定时发送电击，最少一次，最多六次，”录音继续，“由于电击的时间是随机的，所以，在实验阶段，你随时都可能感受到。也许在一开始，也许在最后，也许平均分布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等待时间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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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亮了，乔治发现他的手有些微微出汗。想到将要开始的电击，乔治想起了签署的知情同意声明上的内容——被试可以随时离开实验，且依然可以从该研究中获得学分。“我可以这么做，”他心想。接着，红灯亮了，持续了9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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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半钟的时间简直就像一辈子那么长。之后，乔治松了一口气，而且有些惊讶，红灯灭后，录音宣布实验结束，可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电击。“或许是机器坏了吧，”他心想，“也有可能是控制室的马克替我遭受了电击。那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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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回到了实验室，把电极断开，并告诉乔治该实验旨在弄清楚如果自尊心提升，受到威胁时，被试表现出的焦虑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越是焦虑，就越容易流汗，”马克解释说，“手指上的电极可以测试皮肤表面小电流的速度。因为流汗会加速电的传导，流汗越多，电流速度就会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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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实验的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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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有一半的被试都没有得到桑代克重组字测试（这个测试是我们为了研究编造的）的反馈，因此，他们的自尊没有发生变化。而剩下的被试，包括乔治在内，都得到了反馈，被告知在关于语言智能的桑代克重组字测试中，他们的得分特别高。乔治的确做对了18个，不过，其他人也都差不多，平均做对的都在16~18个。18个或者乔治获得的90%的正确率并非研究中的最好成绩。这种略微夸张的评价立刻提升了乔治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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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接着解释说，有一半的被试都知道，在第二部分的实验中，身体刺激来自红灯的光波。而另一半，和乔治一样，却忐忑地等待着电击。“我们发现，观察彩色灯泡就没什么影响，而等待电击就会造成相当大的焦虑感，但是，像你一样被告知在测试中表现优秀的被试除外，”马克继续说道，“其实根本没有人受到电击，因为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等待电击和实际上受到电击对被试形成的威胁是一样的。不管怎样，还是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帮我们的忙，”马克说完便陪着乔治走出了实验室。“不客气，”乔治回答说，“这个研究很酷，尽管我不喜欢被电击这个想法。我想知道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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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实验的发现让人震惊。没有获得重组字测试反馈的被试忐忑等待电击时出的汗比等待观看彩色灯泡时出的汗要多得多，这一点并不在意料之外。然而，像乔治一样受到鼓励自尊心增强的被试忐忑等待电击时流的汗却少了很多，其流汗的反应和等待观看彩色灯泡的被试几乎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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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足以证明，自尊控制着和焦虑相关的生理唤起。自尊绝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维存在，它可以被我们的身体深刻感知。后来的研究还发现，自我价值感也可以减少想到死亡的防御反应。在第1章我们讲过，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会更加捍卫自己的世界观，因此对于抨击他们文化的人尤为苛刻。可是，如果一群美国人自尊心很强或受到鼓励后自尊心增强，即便被提醒死亡终至，对于表达反美情绪的人也不会给予消极反应。自尊心会削弱我们对和自己信仰及价值冲突的人和观点的敌对反应，因此，面对本来让人心烦的问题时也会变得平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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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当自尊受到伤害时，死亡的想法就更容易回到意识中。比如，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面对进化论的证据时，就会填出更多和死亡相关的词语，有人贬低自己的国家时，加拿大人也会填出更多和死亡相关的词语。自尊受到威胁时，结果也是一样。被要求描述自己最差的一面的被试和被要求描述自己最好的一面的被试相比，写出的和死亡相关的词语更多。在其他研究中，得知自己在所谓的IQ测试中分数很低或职业目标不切实际时，被试就会填出更多和死亡相关的词语。总的来说，以上研究都表明，自尊可以保护我们不受根深蒂固的关于身体和存在的恐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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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死亡和自尊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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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爱德华·泰德·肯尼迪并没有他的三位哥哥优秀，在四兄弟中，他是最平凡的一个。三位哥哥全都殉难，成了英雄或烈士。小约瑟夫·肯尼迪，海军飞行员，于1944年8月12日在欧洲阵亡，年仅29岁。约翰·肯尼迪，泰德的良师益友，美国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年仅46岁。罗伯特·肯尼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于1968年6月6日在洛杉矶被暗杀，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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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去世一年后，1969年7月19日的早晨，泰德驾车时转错了方向，直接将车子开进了马萨诸塞州查帕奎迪克岛附近的海洋水声信道。车上乘客玛丽·乔·科佩奇尼溺亡，事故之后逃逸的肯尼迪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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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亡，他有太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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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泰德·肯尼迪决定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与吉米·卡特竞争，他比三位兄弟都长寿，做好了接受他们衣钵的准备。然而，查帕奎迪克岛的丑闻彻底粉碎了他在竞选中获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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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50岁的肯尼迪，身受多项罪名指控，准备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为弱势群体而奋斗。这只“参议院的雄狮”不知疲倦地为贫困人口、没有享受保险的人口、老人、儿童、移民、难民以及其他所有被美国社会“遗弃”的人而战。直到生命走到尽头，他依然在为弱势群体挥舞着利爪，咆哮着，事实证明，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一生为弱势群体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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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肯尼迪被诊断出患致命脑瘤，在那之后，直到2009年8月去世，他一直致力于医疗改革。2008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说，“这是我一生的事业，为了历史，我必须拿起这份权利”。果然，参议员肯尼迪在生命最后的15个月里，依然在为推动国会确保全体美国人都能享受到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而不懈努力。泰德·肯尼迪对人的生命的核心原则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我们靠寻求意义而与终将到来的死亡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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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面对死亡终至这一事实时，我们会寻求更强的自尊感。想到自己终会死亡的以色列士兵操作模拟器时速度会更快，因为他们将自尊和驾驶能力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将自尊和体力联系在一起的人，一想到自己终将死亡，往往会表现出更大的力量；将自尊和健康联系在一起的人，则会增加锻炼的强度；而将自尊和美丽联系在一起的人，则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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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在健身房健身或在镜子前面整理头发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在追求个人价值感。他们会想到健身器材或自己的发型，但是，对于自尊的需要一直在起作用，让我们在意识的表层之下不断维护着这一保护层，防止自己受到与生俱来的恐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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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蝙蝠、蠕虫一样，面对肉体死亡时，我们也会拼命反抗，但是我们人类的反抗远远超出了其他动物。哪怕只是和死亡相关的轻微暗示都足以刺激我们更加努力地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我们拼命证明自己的价值，再小的层面都不放过。老板的认可、朋友的夸奖甚至路过的陌生人一个赞许的点头动作都可以增强我们的价值感，而不满、批评、被忽视，瞬间就会让我们被焦虑席卷。用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话来说，这种不屈不挠、拼命想要证实自己价值的做法，就是人类“怒斥光明消逝”[1]的众多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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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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