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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自尊，我们就会像哈里·哈洛那类由金属母亲单独养大的可怜猴子一样，会一直惶惶不安，被新奇和出乎预料的事吓到，健康欠佳、容易自虐或攻击他人。相反，一旦拥有自尊，我们就会受到鼓励，充满热情，因而就能够避开身心的不幸。关于电击的实验就已显示，自尊有利于预防恐惧，在心理层面如此，在较深的生理层面也是如此。就像蠕虫和蝙蝠拼命想要存活一样，我们中很多人也会拼命保持自尊，因为对于人类而言，自尊就是对抗死亡的象征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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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自尊如此重要，现在问题来了：如何才能获得自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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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法就是鼓励个人形成多样化的自我观念。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面的，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人，可以是美国人、基督徒、律师、共和党人、父亲、高尔夫球手、印第安纳州胡希尔人的支持者以及消防志愿者等。身份的不同方面和不同的社会角色相对应，每一种社会角色都有相关的标准。有些人更容易达到其中一些标准。没错，在公司，其他律师比你的薪水高，高尔夫球技比你精湛，可是，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在紧急时刻，是开着消防车去救火的关键人物，也是教堂非常受尊敬的受托人。我们总是在某些方面比别人更有价值。把心理的“蛋”放在很多不同的“篮子”里，我们就更有可能更持久地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还有一点很重要——要知道哪只“篮子”对我们来说比较合适。如果你唱歌总是跑调，那就不应该期望成为一名专业歌剧演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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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法就是帮那些被边缘化和遭受排斥的人培养其社会角色，获得发展的机会。19岁的肯德尔·贝利（Kendall Baile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认知能力低下的美国自闭症患者，患有大脑性麻痹症。在传统的学校及有组织的体育运动中，肯德尔表现不好，但是，自他开始游泳之后，生活有了很大起色。他练习蛙式游泳，练得非常辛苦，在赢得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之后，他的自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最终，他成了全世界蛙泳速度最快的残疾人选手之一。2008年9月，肯德尔参加了残疾人奥运会。残奥会给肯德尔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残障人士提供了获得自尊感的机会，这在以前对于残障人士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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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项关于全世界百岁老人最多的社区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些社区的老年人感觉到在其所在社区很有价值感。我们需要从老年人身上学习很多，不光如此，年轻人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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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巴伯亚高中，弗朗西斯科·委拉斯凯兹和朋友正饥肠辘辘，来自泰国、印度、缅甸、中国香港以及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却开心地吃着免费的照烧鸡肉。Amruta Bhavsar，一位来自印度的毕业班学生，正和她的一位缅甸朋友坐在一起，她说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真的没什么关系，”她说，“食物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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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要想获得心理的平静，一个人必须相信，自己对于有意义的世界来说，是一个有价值的贡献者。但我们是如何依赖从中获取的保护的呢？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世界观是如何帮助我们应对死亡终至这一宏大问题的呢？在接下来的三章，我们将通过考察人类的进化和历史来探索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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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二部分 不同时代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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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猿人：从灵长动物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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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宗教、科学和我们所认识的宇宙中的其他事物都不同。这是事实。所有生命形式似乎都进化到了某一程度，然后，我们人类却沿垂直方向拐了个弯，向着不同的方向进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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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杰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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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制思想垮台时的自觉意识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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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是如何变成寻求自尊的文化动物的？尽管人类DNA的98.4%都和黑猩猩相同，可很明显，在从灵长类到人类的进化轨道上一定有着根本性的一步。正如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所宣称的那样，在灵长类的智力和发展出如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等人类独有的文化产物所必需的完全成熟的意识之间，有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鸿沟”。尽管所有试图重构人类进化轨迹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可避免地含有猜测的成分，我们也依然相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这一似乎合理的论点——早期应对恐惧的形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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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亡的意识是早期人类萌芽的自我意识的副产品，如果没有为超越死亡而形成的适应性，对于死亡的意识就会将意识作为心理组织的一种可靠形式加以破坏——我们充满恐惧、萎靡不振的祖先就会被投进心理深渊，扔到灭绝的生物形式的进化废墟上。但是，我们的祖先却齐心协力，巧妙地对这一现实“说了不”，他们创造了一个能够使其获得控制生死感的超自然的世界，让他们能够跨越“令人瞠目结舌的鸿沟”，最终穿过触发人类突飞猛进进化阶段的认知的卢比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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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人类认知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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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理论学家认为，大约在450万~600万年前，人类开始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分道扬镳。一个重要的进化步骤就是直立行走。以著名的化石遗迹露西为代表的古猿在350万年前就可以直立行走，但是，他们的大脑很小，不会使用工具。至于为什么直立行走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很确定——这群古猿直立行走之后，活动的场地就更多样化了，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资源。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让他们能够自如探索和应对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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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万年前，露西的后代开始使用石制工具，这就为200万年前猿人（Homo habilis）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猿人的大脑比古猿大1.5倍。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认为，原始人类的家族发生了变化，继而出现了社会结构。哺乳期的母亲抱着年幼的婴儿无法捕猎，如果没有帮助，也无法抵御大型的食肉动物，因此，我们的祖先开始群居，以更高效地抵御大型的食肉动物并获取包括肉在内的食物。但是，要提供保护并获取肉类食物，男性就得合作，用粗糙的武器猎杀大型的危险动物，并与其他食腐动物竞争，以获取动物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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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典型的灵长类群体中，这样的合作会很困难，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雄性绝不允许其他雄性接触该群体中的雌性。生物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做出了这样的假想：我们别出心裁的祖先可能已经使用了结婚戒指的雏形，利用这种符号，性活跃的雄性就可以照顾某些雌性和他们的后代，同时又可以和其他雄性一起捕猎、食腐。这就将因性而引发的潜在致命冲突的可能降到了最小，也就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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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对认知有独到的好处，对语言更是如此。我们最近的表亲——黑猩猩就无法讨论如何对付某天在溪边看到的狮群，他们也无法考虑下个星期四日落时分迁往何处。有了符号，我们的祖先就可以思考那些对他们的感官没有产生即刻刺激的形象，因而就可以更好地学习过去，计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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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还有助于让社会联系超越面对面的接触。和灵长类动物一样，我们的猿人祖先也会辛苦地相互理毛，将彼此身上的死皮、臭虫及污垢去除，这增进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协作性（同时也有明显的健康益处）。随着群体队伍的壮大，这种“你帮我抓抓背，我也帮你抓抓背”的相互理毛行为变得更加困难了。语言可能就代替理毛被发明了出来，开始发挥基本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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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森认为，符号和语言的雏形进而刺激了自我意识的出现（一个世纪之前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就已提到这一点）。交流很可能经常要涉及群体里的其他成员，因此我们的祖先需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于是他们就想出了类似于“我”（宾格）“她”“他”“你”“我”（主格）等代词。贝克尔发现，人称代词“我”（主格）能够唤起自我意识，每个个体也因此有了明确的指定。在语言发展的推动下，我们祖先中的一部分完全形成了自我意识，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形成的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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