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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会使用符号，有自我意识，口头交流更加灵巧，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交往、自然史及技术技能整合在一起，以便去做更多有用的事情。他们可以相互交流并改进想法：“最好的过河方式是什么？”他们不仅会思考过去的经历，还会畅想未来的可能性。他们可以想象并不存在的事物，而且还大胆地将梦想变为现实。他们用文字和符号表示出想象中的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策略，做出决定，设计并计划——这种能力是当时乃至现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都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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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变成了可以直立行走、会自我反思、有想象力的灵长类，正如奥托·兰克所说，他们可以“把虚构的变成真实的”。活着并且感受到活着真是太好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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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干旱、饥荒、瘟疫或被饥饿的狮子开肠剖腹都在其列。溺水、斩首也在其列。如果你足够幸运，逃过了以上所有灾难，却依然有可能目睹着时间将一位曾经活泼有生气的家庭成员变成了孱弱的影子，并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想到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将来——这种体验，也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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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不满意的就是必将到来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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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死亡终至的恐惧和超自然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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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自我意识以及思考未来的能力对我们祖先至关重要。但是，这些高度适应性的认知能力也导致了对死亡终至的挥之不去的潜在恐惧。一种生命形式，经历了数十亿年的精心演化，最终却要为了生存而拼尽全力，且意识到注定要在这场战争中败北，结果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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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指出，“赤裸裸的事实就是，这种意识无法让人接受，”她还说，“人们……宁可否认，也不愿接受死亡将是他们短暂尘世生涯不可避免的终结，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理解的了。”因此，我们的祖先用想象力和创造力掩盖对于存在的恐惧。他们开始利用复杂的心智能力思索并回答世界如何运转之类的问题。但是，解决生存的实际问题对于死亡并没什么用，也不会带来什么慰藉。虽然山川、星辰明显可以永存，可我们的祖先还是清楚地看到了生命体终将受制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最终都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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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阿吉特·瓦尔基（Ajit Varki）[曾与已故遗传学家丹尼·布劳尔（Danny Brower）共事]论述说，因死亡而生的不可阻挡的恐惧感，会“将进化引入死胡同，抵制更好地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活动和认知功能”。想到自身的死亡，人们会害怕，因此就不太可能冒险狩猎，增加捕获大型猎物的可能性，不会为了伴侣展开有力竞争，也不会把后代照顾妥当。因此，我们的祖先跨出了极具适应性、独创性和想象力的一步——创造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死亡并非不可避免，也并非不可改变。这些早期人类的群体虚构了最令人折服的故事，因此，最好地应对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因而，他们最能在其环境中有效生存和延续，最可能将基因保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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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超自然的信仰可能在认识死亡终至之前就已经形成。帕斯卡尔·波伊尔（Pascal Boyer）和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等进化理论家就提出，超自然的信仰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人类倾向于将思想和意图附于有生命的物体。基于这一观点，我们的祖先会把感觉、需要、意愿等主观体验投射于周围的环境；因此，大树、岩石就会有力量，就会有目的地同他们说话，雨和闪电就成了看不见的诸神的语言和游戏。这样的想法看似有理。可即便正确，我们的祖先最终依然会面对死亡终至的意识的觉醒，因此，这些最初的超自然的想法毫无疑问就形成了更加复杂的信仰体系的基础，人们借此获取可以超越死亡的持续感，以减轻对于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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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城市之外的桑吉尔（Sungir）考古遗址保存完好，2.8万年前就有人居住，遗址内有房子、壁炉、储存窖以及工具制造区。遗址中还有多个精致的墓穴，考古学家一共在其中发现了两具年轻人及一具60岁男性的尸体。每具尸体上都有坠饰、手镯及贝壳项链装饰，而且穿的服饰也镶嵌着4000颗象牙珠，每颗象牙珠需要匠人花一个小时才能制作成形。两具年轻的尸体头部相抵，身体两侧是两根象牙。桑吉尔居民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努力建设如此精致的墓穴，似乎显示了他们创造的象征性的超自然世界优于尘世的当下现实。不仅如此，墓地象征着对于来世的信仰，否则，为何不怕费事，为通往虚无死寂的旅途精心打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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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4万年前，随着人类学家所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或“创造力大爆发”的到来，类似的关于超自然世界的概念就已出现。该时代以不同社会的艺术、人体装饰、墓葬、精致的墓穴商品的同时出现为标志。复杂的技术也于同一时期出现。有专门用途的石片和骨制工具司空见惯。这一时期出现的超自然信仰的物质证据及非凡的技术进步都说明了一点：一旦相信超自然世界的存在，相信死亡可以预先阻止并最终超越，我们祖先这种和意识相关的复杂认知能力就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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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仪式：用行动表现的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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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会相互支持以坚定信仰，但除此之外，他们依然需要一些有形的标志，证明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的确存在。各种仪式、艺术、神话、宗教（所有已知文化都具有的这些特征）共同作用，使得构造、维系、将现实的超自然概念具体化成为可能。贝克尔解释说，通过将“不可信的”变成“可信的”，人类会“想象着他们牢牢控制住了这个物质世界”，因而“可以被高高举起，超越这个物质世界，超越物质的腐烂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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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先有仪式，而后才有了艺术、神话和宗教的发展。那么，仪式是如何演化的呢？在希腊语中，仪式对应的词是“dromenon”，意思是“做过的事”。如果某种资源是现成的，仪式就没有必要。口渴的人站在岸上，看着汩汩流淌的河水，就没有必要跳舞求雨，他们只要将身体前倾，就可以喝到水。食物充足的地区，人们只要从树上或灌木丛中伸手摘取果实，就可以饱腹。但是，自然并非一直如此随和。我们的祖先口渴难耐时，附近并非总有水源；饥肠辘辘时，食物也并非总是唾手可得，食肉动物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袭击。面对自然的冷酷无情，我们深感无助的祖先必须采取行动增加生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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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学者简·艾伦·哈里森论述说，人类在极少情况下必须采取行动以缓解忧虑或悲伤，甚至会像动物一样拳打脚踢，大声嚎叫。这种无意识的古怪情绪反应很可能就是最早期仪式的基础。但是，要成为仪式，个人的爆发性表现就得正式化并被他人效仿。一位女性的配偶被敌对部落的一位男性杀死了，她可能会胡乱地伸出胳膊，攥紧拳头，用力往外推。她的朋友可能会模仿这一动作，并将其改进和修饰，用胳膊画出弧线，做清扫状。两位愤怒的女性会一起做出上述动作，相互回应。一开始单个女性表达深层情感的精神需求变成了两位女性的舞蹈；其他人被她们的情绪所感染，会加入跳舞的行列，竞相模仿，各自的跳舞欲望纷纷爆发。几声朗朗上口且具有抚慰作用的悲叹，被大家重复、拓展，并在最后加上了高音或低音进一步强调，于是，带有呜咽声的悲叹就变成了寻求复仇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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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舞蹈和歌曲的组合，进一步发展，可能就形成了最早的仪式。米森注意到，猴子用来平息冲突、表达情感的方式含有节奏感和旋律感。他提出，早期人类可能就是将这种习性加以改进，以强化无助的婴儿和母亲之间的纽带的。就像现代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我们的祖先也发现有节奏的运动、音乐，以及由协调一致的举动锻造出的社会团结性具有抚慰功能，哪怕运动、声音和突然事件没有直接联系或逻辑联系，抚慰功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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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不仅具有修复性，而且可以用来改变悲惨的境况，因为其实质就是“用行动表现的美好梦想”。我们会把希望发生的事情表演出来。大家都会很自然地这么做，比如如果十几岁的孩子驾车，加速朝停车标志冲去，如果这时我们坐在车里，脚就会做出踩刹车的动作；看到保龄球朝球道的边槽滚去，我们也会忍不住向球道中间倾身，试图将球引导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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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魔舞在欧洲很常见。为了让大麻长高，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会在田地里高高跳起。为了增加亚麻的长度，德国和奥地利的农民会跳一种舞或直接从桌子上往后跳。马其顿的农民在田地里播种完之后，会把铲子抛向空中，捡起之后，会大呼：“愿铲子多高，庄稼就长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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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过去的成功也会引发仪式。捕猎成果丰硕或赢得了战斗，骄傲且开心的猎手或战士就会将他们的经历重新表演给围在篝火周围欣赏他们的人群。但是，既然不是每次捕猎、每次战斗都会有良好的结局，为什么不在冒险开始前就用行动表现这样的美好梦想呢？于是，人们不再等着成功捕熊回来之后，像熊一样跳舞以示庆贺，而是在捕熊之前就像熊一样跳舞，以确保猎手们不会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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