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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啤酒店中的人群一片欢呼，并唱起了“德国至上”。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教授当时也参加了那场会议，他后来回忆：“在我有生之年不曾见过人群在短短几分钟内就突然转变了态度，几乎可以说是几秒钟。只说了几句话，希特勒就把他们的态度完全转变了，就像把手套内里翻过来，这一切就像是在变戏法。”虽然这场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希特勒在因叛国罪接受公开审判时还是得到举国关注。富有同情心的德国法庭给他判了相对较轻的监狱刑罚。关押期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不断美化和重申他那宏伟的世界观，声称自己是德国选出的神圣救世主，是优等民族雅利安人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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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前，纳粹党一直为边缘势力，但随着民众的政治不满和经济恐慌不断加剧，纳粹党在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获得了230个席位，并于1933年，与总统兴登堡达成协议，使希特勒成为联合政府的总理，纳粹党的权力从此开始跃升顶峰。得到权力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民众对他的支持不断提高，希特勒开始全面控制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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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慷慨激昂的言辞清楚明了地显示出纳粹世界观对安抚死亡恐惧，给人们带来信心超越死亡所具备的核心意义。希特勒要求德国民众对上帝的信仰转向对德国的崇拜，并于1923年宣布：“我们不需要信仰上帝，我们只需要崇拜德国。”党卫军和其他政党组织据此重新制定了宗教秩序，他们的礼堂看起来像修道院建筑。纳粹党人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节日。比如，1月30日要庆祝希特勒于1933年开始掌权。纳粹仪式逐渐将基督教的洗礼、婚礼和葬礼仪式排挤了出去。此后，希特勒平稳的个性在他气势恢宏的演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时安抚仰慕和称赞他的人群，对恢复德国国力和军事实力持有诚服和坚定的态度。他慷慨激昂的言辞清楚明了地显示出纳粹世界观对安抚民众对死亡的恐惧，给人们带来超越死亡的信心所具备的核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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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分子敬畏死亡。的确，和其他法西斯运动一样，纳粹分子对死亡有着病态的情感。“死亡万岁”是著名的纳粹标语。然而，他们认为“死去的人并不是真正死亡”，生者诚挚的箴言可将死去的人复活。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到，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可以被复活：“普通人的坟墓不会被再次开启，但那些带着信仰在祖国的土地上一去不复返的人呢？他们的坟墓是否会再次开启，将满身是血与泥的英雄作为复仇亡灵送回祖国呢？”1935年，希特勒在演讲中悼念了16位因参与1923年暴动而死去的追随者，并反复重申他们在精神上永垂不朽：“他们在德国民众心目中永垂不朽，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纳粹德国万岁！人民万岁！愿今日为了我们的运动，为了德国和民众死去的人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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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实验中证实，当死亡暗示出现或令人厌恶的控制话题出现时，人们便会对现实的担忧加重，但他们的领导会因此更具吸引力。我们让实验参与者阅读了三位虚拟州长候选人的竞选宣言。一位候选人是以任务为导向，强调完成工作的能力：“任何工作，我都能出色完成。我非常擅长根据任务目标制定详细的蓝图，绝对不会含糊。”第二位竞选者以团结为导向，强调分担职责，维护团结协作的重要性：“我鼓励所有公民都参与到改善国家现状中去，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知道每个人都能改变现状。”第三位候选人魅力超凡，大胆而自信，他强调群体的伟大：“你们不只是普通的公民，你们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不可或缺的一员。”然后让参与者选出理想的候选人。投票结果令人震惊，在控制条件下，一共有95位参与者，其中只有4位投给了魅力型领导者，剩下的票数平均投给了以任务和以团结为导向的领导者。然而，当暗示参与者存在死亡威胁时，投给魅力型领袖的票数几乎翻了8倍（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总统实际选举中，这点也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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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贝克尔曾总结：“我们可将历史视为一系列有关永生的意识形态。在动荡时代，对部落或民族热切献身，对魅力型领袖坚定效忠，可向我们输入自豪感和力量，确保我们的群体能够永远生存下去，从而缓解对现实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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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只要我们无法确保获得永生，我们便将无法获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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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渡船而行。现在，长生不老者只要能够长生，便更愿意待在尘世。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人对永生的描述都不相同，但追求永生的潜在欲望仍然是强劲、持久且完整的。我们不仅渴望真正的永生，也渴望象征意义的永生。如果不得不选择的话，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看法——我们更渴望真正的永生：“我不想通过自己的丰功伟业而获得象征性的永生。我希望获得真正的长生不老。”人生之旅如同赌博，我们都喜欢孤注一掷，但当赌博是否永生时，我们总会去选择能够把握的存在。只有不死，才能确保真正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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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都是这样，在《伊利亚特》描述的战役中，赫克托的盟友萨尔珀东告诉自己的表哥Glaukos：“如果我们能长生不老，我一定不会再踏入沙场，也不会为了荣誉而送你过去！”当人们存在如获得永生般迫切的愿望时，就会不择手段，只要一个人的名字不会“水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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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见证，恐惧如何使人丧失斗志，削弱不断增强的意志。这种恐惧迫使我们放弃祖先创下的丰功伟绩而变得默默无闻，除非能创造出超越现实的非自然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死亡无论在现实中还是象征意义中都是可以避免的。意识成为了精神构造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形式，释放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给人类带来无限的发明和创造。得益于恐惧管理，人们相信个体是这个有意义的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从整体上看，生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快乐且丰富的，甚至是崇高和富有英雄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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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人类所拥护的可战胜现实恐惧的超自然文化体系最终不过是对现实的防御性曲解和混淆，以此来消除潜意识中对死亡不可抗拒的认可。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所解释的，这一有关现实本质的“善意谎言”总是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精神和肉体上破坏我们的健康。下一章我们将探讨出现这些并发症的原因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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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三部分 现代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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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人类毁灭本性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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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的困境，乃至于整个人类所有困难都源于我们牺牲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这将会把我们禁锢在图腾中，文化或宗教的禁忌中，十字架中，血祭中，教堂的尖塔中，清真寺中，以及各种比赛和战争中，甚至于国旗和民族里，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否认死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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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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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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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恐怖管理学的理论，我们人类有最基本的生物自卫本能，同时也有复杂的认知能力。这二者的结合使人类可以认识到我们不可改变的脆弱性和不可避免的死亡，这就有可能导致人类产生可怕的死亡恐惧。但是，我们的文化世界观和自信心却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死亡恐惧，因为它们会让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灵魂和个体身份的特殊生物，并且我们将真实地或象征性地超越生理死亡而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十分注意在各自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内建立并保持自己的自信心，并使自己符合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标准。但是，当我们遇到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时，我们有时就难以保持对自己文化世界观的坚定信念和自己的自信心了。这样一来，邪恶的阴谋几乎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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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荷兰和英国的定居者来到了哈德逊河谷的下游，他们对这个“新世界”的奇妙美景和丰富自然资源感到惊讶不已，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也非常感兴趣。德拉瓦人（Lenapes）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他们幸福快乐，爱好和平，热情好客，并且渴望用自己打猎获得的皮毛换得白人的毛毯和工具。此外，荷兰定居者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上说，德拉瓦人是“非常时尚的种族，他们体格强健，营养充足，体型毫无缺点，一些人甚至可以活到100多岁，并且他们中没有傻子、疯子或精神病患者——这跟我们欧洲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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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欧洲人却发现这些德拉瓦人让他们感到十分不安。他们住在公有的长房子里，房子大得足够十几个家庭一起居住。他们随季节迁徙，通过母系血统来追溯亲缘关系，女性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之间分成几个氏族部落，用一些动物，如狼、乌龟以及火鸡等作为部落的象征。他们禁止过度狩猎，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强调任何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当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满足时，他们也并不奢求过分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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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欧洲殖民者认为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去对付这些“最残暴”的野蛮人。因此，荷兰和英国的定居者开始清除德拉瓦人和其他美洲土著部落。他们甚至把这一行为视为一大乐趣。1644年，“新尼德兰”（荷兰人曾经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的首领威廉·基弗特（Willem Kieft），看见他的士兵在村子里虐待、屠杀德拉瓦人的场景时，不禁“开怀大笑”。一旦士兵们抓到一个土著俘虏，“就会把他狠狠摔在地上，割掉他的私处，然后趁着俘虏还活着的时候，把割掉的私处塞进俘虏的嘴里。之后，士兵们会把俘虏放在磨石上，把他的脑袋敲掉”。而来自荷兰的女性定居者们则会把受害土著的头当作足球一样踢，并以此作为一种娱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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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欧洲人屠杀德拉瓦人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扭曲现象，但是他们的做法却与漫长的人类野蛮暴行史是一致的。人类历史上不断交替发生着各种残忍的种族灭绝、种族清洗以及对国内弱势群体的野蛮欺凌。在中亚地区，古代亚述人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雕刻的浮雕描绘了城破之后敌方百姓被活生生地插在木桩上的悲惨情景，木桩从他们的腹股沟下刺入，从他们的肩膀上穿出。亚述的历代国王们喜欢炫耀他们的征服业绩，而且都想做出超越前人的暴行。亚述巴尼帕（亚述末代国王）在公元前668到公元前627年的统治期间，得意地描述了他对一位被俘国王的虐待：“我在战争中把他生俘，因为我要在我的首都，慢慢扒他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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