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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只要我们无法确保获得永生，我们便将无法获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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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渡船而行。现在，长生不老者只要能够长生，便更愿意待在尘世。不同地点、不同时代的人对永生的描述都不相同，但追求永生的潜在欲望仍然是强劲、持久且完整的。我们不仅渴望真正的永生，也渴望象征意义的永生。如果不得不选择的话，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看法——我们更渴望真正的永生：“我不想通过自己的丰功伟业而获得象征性的永生。我希望获得真正的长生不老。”人生之旅如同赌博，我们都喜欢孤注一掷，但当赌博是否永生时，我们总会去选择能够把握的存在。只有不死，才能确保真正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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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都是这样，在《伊利亚特》描述的战役中，赫克托的盟友萨尔珀东告诉自己的表哥Glaukos：“如果我们能长生不老，我一定不会再踏入沙场，也不会为了荣誉而送你过去！”当人们存在如获得永生般迫切的愿望时，就会不择手段，只要一个人的名字不会“水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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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见证，恐惧如何使人丧失斗志，削弱不断增强的意志。这种恐惧迫使我们放弃祖先创下的丰功伟绩而变得默默无闻，除非能创造出超越现实的非自然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死亡无论在现实中还是象征意义中都是可以避免的。意识成为了精神构造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形式，释放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给人类带来无限的发明和创造。得益于恐惧管理，人们相信个体是这个有意义的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从整体上看，生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快乐且丰富的，甚至是崇高和富有英雄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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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人类所拥护的可战胜现实恐惧的超自然文化体系最终不过是对现实的防御性曲解和混淆，以此来消除潜意识中对死亡不可抗拒的认可。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所解释的，这一有关现实本质的“善意谎言”总是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精神和肉体上破坏我们的健康。下一章我们将探讨出现这些并发症的原因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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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三部分 现代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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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人类毁灭本性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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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的困境，乃至于整个人类所有困难都源于我们牺牲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这将会把我们禁锢在图腾中，文化或宗教的禁忌中，十字架中，血祭中，教堂的尖塔中，清真寺中，以及各种比赛和战争中，甚至于国旗和民族里，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否认死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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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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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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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恐怖管理学的理论，我们人类有最基本的生物自卫本能，同时也有复杂的认知能力。这二者的结合使人类可以认识到我们不可改变的脆弱性和不可避免的死亡，这就有可能导致人类产生可怕的死亡恐惧。但是，我们的文化世界观和自信心却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些死亡恐惧，因为它们会让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灵魂和个体身份的特殊生物，并且我们将真实地或象征性地超越生理死亡而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十分注意在各自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内建立并保持自己的自信心，并使自己符合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标准。但是，当我们遇到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时，我们有时就难以保持对自己文化世界观的坚定信念和自己的自信心了。这样一来，邪恶的阴谋几乎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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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荷兰和英国的定居者来到了哈德逊河谷的下游，他们对这个“新世界”的奇妙美景和丰富自然资源感到惊讶不已，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也非常感兴趣。德拉瓦人（Lenapes）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他们幸福快乐，爱好和平，热情好客，并且渴望用自己打猎获得的皮毛换得白人的毛毯和工具。此外，荷兰定居者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上说，德拉瓦人是“非常时尚的种族，他们体格强健，营养充足，体型毫无缺点，一些人甚至可以活到100多岁，并且他们中没有傻子、疯子或精神病患者——这跟我们欧洲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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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欧洲人却发现这些德拉瓦人让他们感到十分不安。他们住在公有的长房子里，房子大得足够十几个家庭一起居住。他们随季节迁徙，通过母系血统来追溯亲缘关系，女性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之间分成几个氏族部落，用一些动物，如狼、乌龟以及火鸡等作为部落的象征。他们禁止过度狩猎，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强调任何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当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满足时，他们也并不奢求过分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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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欧洲殖民者认为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去对付这些“最残暴”的野蛮人。因此，荷兰和英国的定居者开始清除德拉瓦人和其他美洲土著部落。他们甚至把这一行为视为一大乐趣。1644年，“新尼德兰”（荷兰人曾经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的首领威廉·基弗特（Willem Kieft），看见他的士兵在村子里虐待、屠杀德拉瓦人的场景时，不禁“开怀大笑”。一旦士兵们抓到一个土著俘虏，“就会把他狠狠摔在地上，割掉他的私处，然后趁着俘虏还活着的时候，把割掉的私处塞进俘虏的嘴里。之后，士兵们会把俘虏放在磨石上，把他的脑袋敲掉”。而来自荷兰的女性定居者们则会把受害土著的头当作足球一样踢，并以此作为一种娱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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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欧洲人屠杀德拉瓦人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扭曲现象，但是他们的做法却与漫长的人类野蛮暴行史是一致的。人类历史上不断交替发生着各种残忍的种族灭绝、种族清洗以及对国内弱势群体的野蛮欺凌。在中亚地区，古代亚述人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雕刻的浮雕描绘了城破之后敌方百姓被活生生地插在木桩上的悲惨情景，木桩从他们的腹股沟下刺入，从他们的肩膀上穿出。亚述的历代国王们喜欢炫耀他们的征服业绩，而且都想做出超越前人的暴行。亚述巴尼帕（亚述末代国王）在公元前668到公元前627年的统治期间，得意地描述了他对一位被俘国王的虐待：“我在战争中把他生俘，因为我要在我的首都，慢慢扒他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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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俄国沙皇“恐怖伊凡”、西班牙暴君佩特罗一世、法国大革命时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阿道夫·希特勒、海地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尔、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这些独裁者不应单独为这些恶毒的仇恨和种族灭绝的暴行负责。应该为此负责的还有那些“正常人”——正是那些认为自己在“为上帝工作”、自己在尽“爱国义务”、在“服从命令”的“正常”民众直接参加了这些暴行，他们打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毒气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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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憎恨和暴行是从我们还是灵长目动物时流传下来的残余。黑猩猩在保卫和扩展他们领地的时候非常具有攻击性，它们会经常杀掉其他种群的黑猩猩，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显然，早在三万年前，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人就开始发动战争，而且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为了保护或者增加自己部族在某地区内的影响力，以占据更多的生存资源，如食物、水和配偶等。然而，只有人类相互仇恨和残杀的时候才会充满各种义正词严的借口，也只有人类会为了象征性的矛盾而相互仇杀。这些“象征性矛盾”有很多，比如敬拜不同的神灵、向不同的旗帜致敬等。虽然我们延缓死亡的技术正在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对人类这个物种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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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人的奇怪的胡子和可笑的帽子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在什么地方比他们优越呢？难道他们也敢奢求获得永生吗？也许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把我从天堂里挤出去。我可不想那样。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我就是错的。他的样子是多么怪异和滑稽啊！我认为他想用狡猾的手段愚弄上帝。让我们揭露他的真面目吧。他也不是那么强壮。首先，让我们看看，如果我挑衅他一下，他会怎么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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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哈灵顿（Alan Harr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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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主义者》（The Immort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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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渴望超越死亡，但是这种渴望引燃了彼此之间的残杀和暴行。我们的社会文化体系帮助我们暂时抵御了死亡恐惧对我们心灵的侵蚀，但是其他人另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来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死亡恐惧。如果我们承认别人的信仰体系是“真理”，那么我们自己的信仰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只有自己的信仰才是所谓的“真理”，因为只有坚持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才能坚信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才能坚信我们自己是重要的、可以永生的存在。“一种文化总是另外一种文化的潜在威胁，”贝克尔说，“因为别人的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能够证明人类可以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之内活得很好。”有些非洲土著人相信他们的祖先原来是蜥蜴，然后被施了魔法，才变成了人类。如果他们的神话传说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基督教中关于“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整个世界，并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的说法必然受到广泛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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