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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欧洲人屠杀德拉瓦人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扭曲现象，但是他们的做法却与漫长的人类野蛮暴行史是一致的。人类历史上不断交替发生着各种残忍的种族灭绝、种族清洗以及对国内弱势群体的野蛮欺凌。在中亚地区，古代亚述人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雕刻的浮雕描绘了城破之后敌方百姓被活生生地插在木桩上的悲惨情景，木桩从他们的腹股沟下刺入，从他们的肩膀上穿出。亚述的历代国王们喜欢炫耀他们的征服业绩，而且都想做出超越前人的暴行。亚述巴尼帕（亚述末代国王）在公元前668到公元前627年的统治期间，得意地描述了他对一位被俘国王的虐待：“我在战争中把他生俘，因为我要在我的首都，慢慢扒他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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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俄国沙皇“恐怖伊凡”、西班牙暴君佩特罗一世、法国大革命时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阿道夫·希特勒、海地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尔、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这些独裁者不应单独为这些恶毒的仇恨和种族灭绝的暴行负责。应该为此负责的还有那些“正常人”——正是那些认为自己在“为上帝工作”、自己在尽“爱国义务”、在“服从命令”的“正常”民众直接参加了这些暴行，他们打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毒气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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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憎恨和暴行是从我们还是灵长目动物时流传下来的残余。黑猩猩在保卫和扩展他们领地的时候非常具有攻击性，它们会经常杀掉其他种群的黑猩猩，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显然，早在三万年前，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人就开始发动战争，而且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为了保护或者增加自己部族在某地区内的影响力，以占据更多的生存资源，如食物、水和配偶等。然而，只有人类相互仇恨和残杀的时候才会充满各种义正词严的借口，也只有人类会为了象征性的矛盾而相互仇杀。这些“象征性矛盾”有很多，比如敬拜不同的神灵、向不同的旗帜致敬等。虽然我们延缓死亡的技术正在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对人类这个物种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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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人的奇怪的胡子和可笑的帽子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在什么地方比他们优越呢？难道他们也敢奢求获得永生吗？也许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把我从天堂里挤出去。我可不想那样。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我就是错的。他的样子是多么怪异和滑稽啊！我认为他想用狡猾的手段愚弄上帝。让我们揭露他的真面目吧。他也不是那么强壮。首先，让我们看看，如果我挑衅他一下，他会怎么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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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哈灵顿（Alan Harr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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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主义者》（The Immort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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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渴望超越死亡，但是这种渴望引燃了彼此之间的残杀和暴行。我们的社会文化体系帮助我们暂时抵御了死亡恐惧对我们心灵的侵蚀，但是其他人另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来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死亡恐惧。如果我们承认别人的信仰体系是“真理”，那么我们自己的信仰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只有自己的信仰才是所谓的“真理”，因为只有坚持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才能坚信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才能坚信我们自己是重要的、可以永生的存在。“一种文化总是另外一种文化的潜在威胁，”贝克尔说，“因为别人的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能够证明人类可以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之内活得很好。”有些非洲土著人相信他们的祖先原来是蜥蜴，然后被施了魔法，才变成了人类。如果他们的神话传说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基督教中关于“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整个世界，并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的说法必然受到广泛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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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信仰体系之间相互构成的威胁远比那些互相矛盾的创世故事更加深刻。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所信仰的一切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被另外一种世界观体系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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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基本信仰受到质疑时，我们就会感到非常困惑。如果把所有意义和目的都从我们的人生中去掉，并且把它们说成是幼稚的、无用的或邪恶的，那剩下的就只是我们脆弱的物质生命。因为我们的现实文化观念体系对死亡恐惧有一定的压制作用，所以如果我们承认与我们相反的信仰体系具有合理性，那么就会把被压制的死亡恐惧释放出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必须贬低和否认别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或者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信仰并把他们的文化纳入到我们的文化体系中来，或者完全忽视、消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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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并不能完全缓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象征与意义符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事实上，它们是人类想象力、创造力和改造现实能力的基础。但是，单靠象征和语义符号并不能完全克服死亡的恐惧。我们心中总有一些残存的死亡焦虑。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恐慌投射到与我们具有文化差异的他人身上，并且把他人当作所有邪恶的集合体。当一种文化体系中的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心理安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外一个文化体系中的“他人”，或者向他人发泄自己的仇恨时，而另外一个文化体系中的“他者”往往也会采取同样的策略进行反击，这就导致了一种仇恨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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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贬低与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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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那些现实观念与我们不同的“他者”，我们的第一道心理防线是贬低或污蔑他们，以减少他们的信仰体系对我们的信仰体系的威胁。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无知的野蛮人”“魔鬼的仆人”，他们“被邪恶的主人洗脑”，很可能“已经不是人类了”。纳粹把犹太人说成老鼠。在北极圈内的因纽特语、非洲赤道地区的姆布蒂语、奥罗卡瓦语、南美洲土著的雅诺马马语（Yanomamo）以及新几内亚的卡利利语中，代表自己部族的词就是“人”或者“人类”，这就意味着其他部落的人在这些文化中不被当作人类看待。来自沙特阿拉伯中部省份内志地区的传统阿拉伯人更是直言不讳，他们称所有的外来者为“tarsh al bahr”，意思就是“海上来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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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也常常不把其他文化中的“他者”当作人类看待。例如，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军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就曾经宣布：伊拉克人“不属于我们人类中的成员”。美军中流传的宣传品也曾经把伊拉克人比作蚂蚁和蟑螂。与此同时，在国内，美国人也在汽车保险杠上贴出“我不为伊拉克人刹车”之类的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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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贬低他人的倾向往往在人们想到自己死亡的问题之后会表现得尤为显著。相关研究结果已经证明：思考过自己的死亡之后，基督教徒会诋毁犹太人，保守派会谴责自由派，意大利人会鄙视德国人，以色列小孩会厌恶俄罗斯孩子，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嘲笑外来的移民。死亡的念头会让我们不把其他文化信仰体系中的人看作同类，而把他们当作动物。遗憾的是，这种策略是有效的。当人们蔑视与自己不同的“他者”时，可以很轻易地处理掉自己内心的死亡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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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文化的同化与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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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贬低和污蔑那些跟我们存在文化信仰差异的人群之外，我们还可以给这些“无知”“被误导”或“有罪”的人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从而把他们也吸收进我们的世界观体系之内，让他们也接受我们的文化。把其他文化体系中的人转变过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能更好地证明我们世界观的优越性吗？例如，苏格兰人大卫·博格（David Bogue）生于1750年，因其传教热忱而著名。作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始祖，博格劝勉信徒们分头奔赴遥远的地方，去消灭“异教徒”的“错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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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命令我们“爱我们的邻居如爱我们自己”，并且它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居。从前你们是异教徒，生活在残酷可憎的偶像崇拜之中。耶稣的臣仆们从远方来，在你们中间传福音。此后，你们就有了救赎的知识。为了回报他们的善心，难道你们不应该派遣使者，去那些与你们从前情况类似的异教国家，恳求他们脱离愚蠢的偶像崇拜，去侍奉永生的上帝，并且等候神子从天上降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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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基督诞生前的几个世纪，佛教的传教士们就开始四处传播他们的教义，劝人们信仰他们的宗教。伊斯兰传教士遵循安拉的命令去“召唤”信徒：“用智慧和公正的劝告，把人们叫到真主的路上来，与他们更好地讲理。”今天，全世界摩门教的传教士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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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领域，也有很多类似的劝导者。无神论者们举办讲座、派发传单，就是为了从世界上消灭各种宗教。素食主义者向小学生展示屠宰场的景象，希望小学生像他们一样食用豆腐，而不是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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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种文化世界观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参与其中的人数。信仰是人们抵御生存恐慌的有效保障，所以人们在采取某种信仰之前，必须完全确定其有效性。我们有赖于一些核心信仰来获得自己的心理安全感，但是大多数的核心信仰都是建立在“相信”，而不是“事实”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很难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只要我们的信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就越来越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相信上帝曾经以一束燃烧着的灌木的形式与摩西对话，那么这个可怜的家伙就需要抗精神类药物来缓解他那过于丰富的幻觉了。但是如果数百万、上千万人都相信这个传说，这种信仰就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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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以为高于其他动物，因为其他动物都是必死的，而我们则有可能“超越”死亡。我们的信仰，即我们自己认为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就是这种优越感的基础。因此，每当我们想到死亡时，就特别希望自己的信仰被证明是正确的。关于死亡的念头会让基督教徒更加努力地去说服无神论者接受福音，也会使进化论者决心去说服神创论者接受达尔文的理论。此外，相关研究成果还表明：劝服他人接受我们的文化体系还可以预防自己产生死亡恐惧。如果我知道你接受了我的信仰，那么我会觉得自己的信仰似乎变得更加可靠和有效了，因此也就不会过分担心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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