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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文化的同化与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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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贬低和污蔑那些跟我们存在文化信仰差异的人群之外，我们还可以给这些“无知”“被误导”或“有罪”的人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从而把他们也吸收进我们的世界观体系之内，让他们也接受我们的文化。把其他文化体系中的人转变过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能更好地证明我们世界观的优越性吗？例如，苏格兰人大卫·博格（David Bogue）生于1750年，因其传教热忱而著名。作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始祖，博格劝勉信徒们分头奔赴遥远的地方，去消灭“异教徒”的“错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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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命令我们“爱我们的邻居如爱我们自己”，并且它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居。从前你们是异教徒，生活在残酷可憎的偶像崇拜之中。耶稣的臣仆们从远方来，在你们中间传福音。此后，你们就有了救赎的知识。为了回报他们的善心，难道你们不应该派遣使者，去那些与你们从前情况类似的异教国家，恳求他们脱离愚蠢的偶像崇拜，去侍奉永生的上帝，并且等候神子从天上降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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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基督诞生前的几个世纪，佛教的传教士们就开始四处传播他们的教义，劝人们信仰他们的宗教。伊斯兰传教士遵循安拉的命令去“召唤”信徒：“用智慧和公正的劝告，把人们叫到真主的路上来，与他们更好地讲理。”今天，全世界摩门教的传教士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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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领域，也有很多类似的劝导者。无神论者们举办讲座、派发传单，就是为了从世界上消灭各种宗教。素食主义者向小学生展示屠宰场的景象，希望小学生像他们一样食用豆腐，而不是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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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种文化世界观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参与其中的人数。信仰是人们抵御生存恐慌的有效保障，所以人们在采取某种信仰之前，必须完全确定其有效性。我们有赖于一些核心信仰来获得自己的心理安全感，但是大多数的核心信仰都是建立在“相信”，而不是“事实”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很难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只要我们的信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就越来越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相信上帝曾经以一束燃烧着的灌木的形式与摩西对话，那么这个可怜的家伙就需要抗精神类药物来缓解他那过于丰富的幻觉了。但是如果数百万、上千万人都相信这个传说，这种信仰就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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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以为高于其他动物，因为其他动物都是必死的，而我们则有可能“超越”死亡。我们的信仰，即我们自己认为的“不容置疑的真理”，就是这种优越感的基础。因此，每当我们想到死亡时，就特别希望自己的信仰被证明是正确的。关于死亡的念头会让基督教徒更加努力地去说服无神论者接受福音，也会使进化论者决心去说服神创论者接受达尔文的理论。此外，相关研究成果还表明：劝服他人接受我们的文化体系还可以预防自己产生死亡恐惧。如果我知道你接受了我的信仰，那么我会觉得自己的信仰似乎变得更加可靠和有效了，因此也就不会过分担心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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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试图说服别人接受我们自己的风俗和信仰之外，我们也可以“驯化”别人的文化信仰体系。虽然另外一种文化信仰体系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具有一定的威胁性，但是我们可以把其他文化体系中比较优秀的方面吸纳进我们自己的文化世界观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吸收”——人们正在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体系，来吸收其他世界观体系中比较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同时又不破坏自己世界观体系中最珍贵的价值与核心的信仰。让我们思考一下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那时的年轻人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反对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嬉皮士”们试图反抗军事工业寡头，反对贪婪、物质主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性压抑。他们呼吁尊重其他文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妇女和环境，呼吁人们采取更简单、更和平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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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也拒绝他们的父母和长辈们那种干净整洁的“奥齐与哈丽特”（美国50年代著名电视剧人物）式装扮。他们身穿蓝色牛仔裤，以示同情伍迪·盖瑟瑞（Woody Guthrie）的工人们。他们开始不吃肉，而吃燕麦片和其他天然健康食品。性、毒品、摇滚乐是他们生活中的文化支柱。当时，他们的这些行为被视为严重威胁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到处被社会上的“良好公民”所鄙视。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打趣道：“嬉皮士就是看起来像人猿泰山，走路像简，闻起东西来像猎豹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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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里根当上总统的时候，嬉皮士“爱与和平”的价值观已经演变成了可乐广告词：“我想教全世界完美、和谐地唱歌，我想给这个世界买一杯可乐，陪着它一起喝。”当商业主义与一年一度的“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Woodstock）发生碰撞之后，嬉皮士们的叛逆价值观逐渐演变成了商人们的赚钱手段。高档牛仔裤的售价高达100美元，杂货店里出售的巧克力燕麦棒有50种成分，60年代的经典抗议歌曲变成了电梯里播放的轻音乐，还在牙医诊所候诊室里播放。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这些方面都被当代美国主流世界观体系吸纳了。人们可以享受漂亮的牛仔裤、可口的燕麦和好听的音乐，而不会被嬉皮士们的叛逆世界观所干扰，而且也不在乎他们对“更简单、更健康、更和平、无阶级意识生活方式”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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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把那些跟我们文化不同的人纳入一个个人为的分类之中，我们对他们的恐惧也会消失。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各种文化角色的刻板代表，比如喜爱运动和说唱的黑人，以家庭为重的和蔼墨西哥人，聪明、勤奋的亚洲人，喜欢参加圣战的愤怒阿拉伯人，喜欢喝灰皮诺葡萄酒的美国东北部孱弱知识分子，一手握枪一手握《圣经》的美国南方乡下人。事实上，当死亡的想法接近我们的意识的时候，人们更喜欢把别人归入各种简单刻板的群体中。例如，研究证明，当美国人想到死亡的问题之后，他们往往会认为所有德国人都应该思维有条理，所有的男同性恋都是娘娘腔，所有男人外出吃饭时都要负责买单，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帮邻居照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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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和成见是我们文化世界观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与我们文化不同的人符合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和成见，那么他们也就证明了我们文化世界观的正确性；如果与我们文化不同的人违背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和成见（例如，我们认为黑人就应该喜欢说唱和运动，但有些黑人并非如此），那么他们就威胁到了我们文化世界观的正确性。因此，当我们需要加强对自己文化世界观的信心时，我们可能会更喜欢那些与我们自己文化世界观体系差别较大的群体，而不喜欢那些与我们文化较为相近的群体。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白人喜欢一些虚构的人物，如“先知安迪”（美国戏剧中的黑人角色）、杰克·本尼（Jack Benny）（美国喜剧演员）的搭档——罗切斯特，还有一些外国裔的演员，如史蒂芬·费奇特（Stepin Fetchit）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恐惧和厌恶黑人的种族主义者仍然会崇拜一些著名的黑人运动员、音乐家和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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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我们首先让一些美国白人学生想到自己的死亡，然后我们发现他们更加倾向于把一个非裔美国人看作“黑帮成员”，而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黑人。在另外一项实验中，我们安排一些美国白人大学生跟迈克尔见面。迈克尔是一位非裔美国男性，他在此项实验中冒充一名普通的实验参与者。在两次会面的场合中，迈克尔的衣着和举动首先符合白人对非裔美国男性的刻板印象，然后违背这种刻板的印象。在“符合刻板印象”的场合里，迈克尔穿着一条宽松的短裤，朝后戴着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棒球帽。在“违反刻板印象”的场合里，他穿着卡其布裤子，衬衫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还穿着一件运动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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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把迈克尔送进了实验室，让他跟白人大学生们相互认识。我们提醒一部分白人学生想到自己的死亡，而让另外一部分白人学生想到一个中性话题。然后，我们安排他们与迈克尔交换了论文，论文主题是关于他们在暑假都做了些什么。在“符合刻板印象”的场合里，当迈克尔穿着他的“黑帮”服装出现时，他的文章是关于“和兄弟在一起玩儿”“喝40度的酒”“打群架”和“寻找小妞”等。但是，在“违反刻板印象”的场合里，迈克尔打扮得像参加严肃的求职面试时，写的是关于“上计算机课”以获得商务专业学位、“阅读经典小说”和“下国际象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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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实验参与者对迈克尔的形象进行了评价。当他们想到跟死亡无关的中性话题时，白人学生们更喜欢勤奋好学的迈克尔（虽然这个形象违背了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而不喜欢“打架”的迈克尔。然而，那些想到死亡的白人学生则更喜欢的是“黑帮”迈克尔，而不是“穿戴整齐”的非裔美国人。因此，当生存恐惧被唤醒的时候，要巩固我们自己的文化世界观，就必须让那些与我们文化不同的人来符合我们社会认可的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和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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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妖魔化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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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贬低、同化和吸收别人的文化信仰体系都不足以让我们自己获得心理上的宁静与安全时，我们心理上的不安就会变成身体上的行动。这样一来，“强力”就变成了“正义”，我们就会依靠自己的暴力消除威胁到自己心理安全的其他文化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死亡的象征性解决方案永远不会让我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宁与满足。文化世界观体现在强大的信仰、象征性的符号和标志中，比如各种旗帜和十字架等。然而，死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生理问题，人们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死亡焦虑，而我们总是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其他文化群体的人们身上，并且把我们认为是“邪恶”的东西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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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经常把自己的死亡焦虑具体化到某些动物的身上。例如，在古代希伯来人的“赎罪日”，人们会抽签选择两只山羊。第一只山羊被称为“主的山羊”，作为鲜血的祭奠奉献给上帝，以换取上帝对以色列人罪孽的宽恕。第二只山羊被称为“阿撒泻勒”（Azazel）或“替罪羊”，身上承载着人们的罪孽，被驱逐到旷野中。在古希腊，“替罪羊”不是动物，而是一个人。当某一个地区传染病或饥荒肆虐的时候，“法耳玛科斯”（pharmakos），即当“替罪羊”的人会遭到全村里人的鄙视和谩骂。法耳玛科斯通常是身份卑微的人，可能是罪犯、奴隶或跛子。他有时还会被殴打或被人用石头砸，直到最后被赶出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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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群体，都曾经被当作死亡焦虑的“心理避雷针”，被别人当作发泄死亡焦虑的替罪羊。通常，只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会被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是“邪恶”的。匈奴王阿提拉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每个人心中都能排到“史上最邪恶人物”中的前十名。然而，有时候“邪恶”与否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巴拉克·奥巴马和沃尔玛都受到其反对者的诋毁，但同时也受到其支持者的赞誉。即使那些表面上与世无争的群体，如素食主义者、乡村音乐爱好者和“纽约扬基棒球队”的球迷们，在一些人的眼里也可能成为“邪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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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瘟疫、经济动荡、政局不稳、教育缺陷、停电、文盲、青春期叛逆等，只要你能说出来的问题，就都是“他们”的错。“我们”自己是好人、是纯洁的、是正确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我们的脸上闪耀着神的光辉。“他们”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对付“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很清楚：我们可以贬低他们，把他们非人化和妖魔化，并且最终把他们毁灭。我们必须“铲除所有恶人”“净化整个世界”“证明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让地上的生命像天堂里一样纯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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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还有一点会令人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潜在可控的原因和目标来发泄自己残余的死亡焦虑，我们就会“寻找”或“创造”一些不同于我们的“他者”去服务于这个目的。人们就会这样想：“如果我们能除掉那些（恐怖分子或者其他什么人群），然后我们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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