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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的诞生地——古城拿撒勒，当地的主要伊斯兰教政党“伊斯兰运动党”（Islamic Movement）的领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街上，而成千上万的居民则在一旁围观。虽然这次游行被称为一次“庆祝活动”，但是其中充满了火药味儿。这似乎更像一次“力量展示”，而不是“街头派对”。穆斯林教徒们身穿军装，敲锣打鼓，挥舞着他们党派的绿色旗帜，同时还有一个人用扩音器不断高喊“安拉至大！安拉至大”。数百名该党的活动分子在街上昂首阔步，高喊口号：“伊斯兰教是唯一的真理！”“伊斯兰教统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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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半的实验参与者还要额外阅读一篇文章，描写的是一次坠机事件：“据新闻报道，117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今天在前往拿撒勒参加宰牲节的路上不幸遭遇坠机事件，据称没有发现生还者。”然后，每个参与实验的人还要参加一个“词根组词”练习，来检测他们是否会很轻易地想到死亡。在这个练习中，实验参与者要把一些字母片段补充完整，以组成完整的单词，但是这些片段既可以组成与死亡无关的中性词语，也可以组成跟死亡相关的词语。实验参与者组成跟死亡有关的词语越多，就说明他们越容易想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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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悬念，读了关于伊斯兰教徒占据耶稣故乡的基督徒比那些读了关于北极光文章的基督徒更容易想到死亡。这表明伊斯兰教徒占据基督教圣地会在基督徒心中造成死亡的阴影。然而，还有更可怕的地方：那些读了关于伊斯兰教徒占据耶稣故乡之后，又读了关于穆斯林空难丧生文章的基督徒想到死亡的概率跟那些看了北极光文章的基督徒一样低。这是因为：他们把占据基督教圣地的伊斯兰教徒视为“作恶者”，而“作恶者”的死亡会减少他们的死亡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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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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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人们之所以会对别人进行“非人虐待”，往往是因为他们不能包容具有不同文化世界观的其他人，而且人们常常还会对具有不同文化的“他人”进行侮辱。更糟糕的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残存的死亡焦虑，人们还要把“罪恶”的恶名强加到“他人”身上。当然，关于领土的争端和对稀缺物资的争夺也是人类不合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实际利益的争端也包含着象征性的心理因素。当一个族群宣布自己拥有某种上帝赋予的权力时，另外一个族群却把他们的这种做法看成一种侮辱和不公；当一个族群认为自己在正义地抵抗着侮辱和不公时，在另一个族群看来，他们却在进行着贪婪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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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冲突的双方都想占领道德的高地，而且都在宣扬对方给己方造成的耻辱，那么双方之间的暴力冲突不仅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其他族群“奇特”的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甚至外表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而且是“心怀恶意”的。物质上的争夺很快就上升到了“正义与邪恶”之战的高度——当然，“正义”的一方永远是“我们”，而邪恶的一方永远是“他们”。这样一来，人们似乎不是为了获得通商道路或水源而战，而是为了“罗马帝国的荣耀”，为了“把异教徒从圣地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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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邪恶事件都是因为人们想要“消灭邪恶”而发生的。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所说的那样：“我们都具有天生的、不可抑制的冲动，想要否认死亡，并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但是，这恰恰是人类邪恶的根本原因。”2500年前，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也得出了十分相似的结论。他仔细研究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目的是“根据人类的本性，考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将来还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发现其中隐藏着的真理”。他发现：除了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之外，人们还会为保护自己的精神原则和意识形态而战。有些人会特别狂热地投身于某项事业，宁愿为之而死，但是他们通常是受到强烈的复仇愿望所驱使的，而且这样常常会导致不断升级的野蛮和残暴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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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愿意为信仰而死的人非常相信自己的信仰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任何威胁到他们信仰的暴力行为和挑衅必须得到惩罚和报复。确实，根据修西得底斯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能够为自己受到的屈辱和不公向敌人复仇，那么他就会比那些从来没有遭受过屈辱和不公的人要强得多。”但是，如果为了羞辱而报复比从来没有受过羞辱更好，那么人们就不再是仅仅为土地、自我保护或者真正的公平和正义而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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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到底为何而战呢？修西得底斯认为：人们试图通过战争反抗“自己必死的结局”。政治科学家彼得·阿仁斯多夫（Peter Ahrensdorf）也写道：“通过在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城市、获得荣耀或者进入来世等，人们希望自己可以在死后继续‘生存’下去；人们还可以在战争中获得众神的青睐，通过在战斗中表现自己的高贵、虔诚或者正义的品质等。”因此，人们就会英勇作战，愿意甚至期望为某项事业战死，以获得本国人民赋予的荣耀，或得到众神的青睐，以追求“象征性”或“真实性”的“永生”。一旦战争打响，人们就会很容易想到死亡。死亡的念头会让他们更加热切地激烈作战，以获得“永恒的光荣”。同时，人们对“永生”的追求将会永不停歇，因为这种追求永远达不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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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人类处于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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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物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写道，“像是一丛枝繁叶茂的灌木，时常受到物种灭绝的威胁，它的发展演化史并不是像阶梯一样可以预见的过程。”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生物都要屈服于环境变化，或者其他物种竞争的影响，而我们人类却是唯一可以从“生命之树”上把自己给“裁剪”下来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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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人类的智力高度发达，拥有了象征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自我意识，并且有能力把我们的想象转化成为现实。这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使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以及我们必然死亡的命运。然而，对一定文化世界观的信仰和对自我价值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赶走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当某些“不同”的人挑战我们的核心信仰或者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对他们进行贬损、非人化、同化、妖魔化、侮辱，直到最后将其毁灭。也许人类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灭绝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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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发展到可以制造出难以估量的灾难，并杀死无数人。再配上像电子游戏一样简单的远程武器控制系统，人类之间的相互杀戮就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而且不会让人产生面对面杀人时的内心愧疚。因为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愿意使用任何武器和科技来保卫自己的世俗传统和宗教信条——无论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民主”，还是要“替这个世界扫除邪恶”，都只能让人类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也许，人类很可能真的会成为地球上第一个自我毁灭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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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曾经不断战胜过看似根本无法战胜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发现背后的原因，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历史上的各种传染病曾经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直到我们发现这些疾病是由细菌和病毒传播引起的，而不是因为“恶灵”作祟，传染病的问题才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直接导致了抗生素的发现和现代医学的诞生。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完全理解了死亡恐惧在人生中的作用时，人类的聪明才智将会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消除死亡恐惧给我们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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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8章 身体与心灵：艰难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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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距离我们最近的现实，而我们却常常怀有一种逃离肉体的欲望：正如很多宗教的基础完全建立在“摆脱肉体束缚”之类的教义上，这是因为肉体必然会死亡，而且还会导致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如果你接受肉体是现实的一部分，那么你就要接受人必然会死亡的现实，但是很多人都害怕接受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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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柯南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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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查加部落的村庄坐落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山坡上，部落里的男性成年之后往往会一直带着肛塞，他们似乎在假装自己已经封闭了肛门，而且从此之后都不会再排泄大便一样。肯尼亚的基库尤族人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有很强的性欲，而且性对于人们保持健康的体魄和正常的精神状态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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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仅仅是当地的一些奇特风俗吗？恐怕不是的。任何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类都会不遗余力地否认自己是动物，并且规范自己与肉体本性有关的活动。我们大多数时候会根据最新的流行时尚改变和装饰自己的身体，并锻炼身体以尽可能地接近理想体型；我们还会拼命擦洗我们的身体，以消除身上的体味，最后让自己的身上只剩下从香水瓶或喷雾器中喷洒出来的人造香味；我们去“休息室”里小心地排泄体内的废物；当我们看见动物交配的时候，要么恐惧地畏缩，要么自大地嘲笑，而我们自己却热烈地以爱的名义寻欢作乐。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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