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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想到死亡几分钟之后，那些喜欢把自信建立在自己开车技能上的人们似乎更喜欢非法超车、闯红灯、超速、从错误方向进入单行道、在酒吧里喝了啤酒满载一车朋友高速驾驶。同时，他们还会在比较真实的车辆驾驶模拟器上疯狂开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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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到死亡几分钟之后，潜水爱好者表示他们更喜欢不带照明设备夜里去潜水、天气不好时去潜水或者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去潜水，他们在上浮时也不会在中途停下进行安全减压。同样，对于性事痴迷者来说，在想到死亡几分钟之后，男性更渴望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爱，他们渴望在未来有更多的性伴侣，也更渴望参与各种危险疯狂的活动，比如攀岩、超速驾驶、骑摩托、跳伞、酗酒、滑雪、滑翔、蹦极、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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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重要的文化价值观，也是防御无意识死亡想法的方式之一，它也可以影响人们对待健康的态度和行为。有些人认可并重视现代医学的价值，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这种观点，特别是当他们遇到无意识的死亡念头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那些生病时不信任现代医学，反而更依赖宗教信仰的人会怎么做呢？对于一些组织，例如“基督教科学派”来说，所有肉体上的病痛都来自恐惧、无知或者罪恶，因此只有上帝可以治愈人们的疾病。结果，“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奉者不仅自己拒绝接受医学治疗，而且也不让他们的家人接受治疗。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病人的死亡，即使病人的病情并不严重，如果治疗的话有90%的治愈率。在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中，一个两岁大的小男孩喉咙被一块香蕉卡住了，他的父母聚集了教会里的其他成员，围成一个圈为他祷告，过了一个小时，孩子因窒息而死。11岁大的玛德琳·诺伊曼（Madeline Neumann）由于患有糖尿病而不能走路、说话、吃饭和喝水，但是她的家人并没有带她去看病，结果在人们围着她祷告时，她死在了自己家的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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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到的两个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个案。2009年在爱尔兰开展的一项调查中发现：那些坚信宗教信仰可以治愈疾病的人在生病时往往不会坚持吃药，而且他们对医生也并不怎么满意。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世俗的观念和意识也会让人们对医学治疗产生抵触情绪。2010年秋天，美国保守派的一些权威专家号召人们不要去接种H1N1流感疫苗，因为他们对美国联邦政府十分不信任。一些人宣称这种疫苗是总统奥巴马的一个阴谋，他用假疫苗来让民众染上疾病，好加速他的革命；还有人说疫苗可能导致不孕的后果；也有人说政府在疫苗中加入了纳米微芯片，用来监视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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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应当很清楚，死亡的暗示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坚持我们的世界观，并且按照我们世界观的指示行事。因此，如果你的世界观认为现代医疗技术是邪恶的，那么当死亡暗示伴随着疾病到来的时候，你就会采取一种符合自己世界观的行为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疾病。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无意识的死亡想法会使人们在思想上对医药治疗采取不配合的态度。例如，我们要求美国的基督原教旨主义者写下他们关于死亡的感想，几分钟之后，他们表示更愿意用祷告的方式来代替医药治疗，同时他们更坚信祷告比药物更加有效，而且他们也更支持宗教而拒绝药物治疗，宁愿完全依靠信仰来治愈自己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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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跟近端防御一样，远端防御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死亡的念头变成无意识的，远端防御会帮你提高自信，并巩固你已有的文化价值观和信念。有些人认为遵纪守法最重要，并且以成为一名好公民为荣。因此，当他们产生无意识的死亡想法时，开车可能会更加谨慎，以防止无意识的死亡念头重新进入自己的意识领域。这是好的方面。而另一方面，美国“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NAS CAR）的粉丝们则会以自己的飙车技术为荣。他们会把油门踩到底，用疯狂飙车来增强自己的自信，以阻碍无意识的死亡念头入侵自己的思想。这样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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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近端防御与远端防御之间的区别有助于心理学家和医疗健康服务人员研究更加有效的策略来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当死亡的想法处于人们的意识中时，个体的乐观态度以及有效的健康行为可以引发有利的近端防御。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图片的形式向人们宣传艾滋病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致命疾病，同时也要强调及早发现和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在这种条件下，当死亡的想法处于意识中时，人们更愿意接受艾滋病毒的早期检查，以此作为一种近端防御的良性手段。然而，如果人们认为艾滋病毒检测不能够帮助他们维持生命的话，他们就更有可能开展对人体健康不利的近端防御，例如忽视艾滋病的危险，或者利用毒品和酒精让死亡想法远离他们的意识。此外，过了一会儿之后，当死亡的想法被排斥到意识的边缘时，人们的远端防御就启动了。如果在此时过于强调艾滋病的危险性，可能对于那些以性能力为骄傲的人来说，似乎是无效的，甚至有时候还会产生反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看过艾滋病预防宣传视频半个小时之后，很多人，包括著名篮球运动员“高跷威尔特”张伯伦在内（他在两性关系方面臭名昭著，自称曾与20000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更加愿意跟多名性伙伴进行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性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战胜死亡的威胁，把死亡的想法始终排斥在意识的边缘。如果要开展一些医疗卫生运动，就难免会让人想到关于死亡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有益健康的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机制。这可以通过加强个人良好行为的成就感来实现（比如，积极参加艾滋病检查就是一种良好的行为）。此外，我们还要强调：负责任的行为可以增加我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美化我们自身的形象并且得到社会的肯定。例如，可以强调：我们的社会反对性滥交，公众都支持安全性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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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减弱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维护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而，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指“生理、心理以及社交领域的良好状态，而不仅仅只是远离疾病和虚弱”。古罗马诗人朱文纳尔（Juvenal）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说过：“你应该为自己既有好身体又有好头脑而祈祷。”现在，我们也都明白了：对死亡的恐惧将会威胁到人们的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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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10章 盾牌上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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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对死亡的恐惧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常常会感到面对威胁时的不安全感以及各种挫败感和压抑感。然而在这些种种不良感觉的背后，都潜伏着人们对死亡的最基本的恐惧。这种恐惧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转化，以许多间接的方式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各种焦虑症和神经衰弱、各种恐惧症、大批由抑郁导致的自杀以及许多精神分裂症足以证明：对死亡的恐惧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而且涉及精神病理学上的大多数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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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齐博格，《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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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Pat）是一个长着棕色卷发、蓝眼睛的心理学三年级大学生，才刚过20岁，性格调皮而又十分阳光。一天，他高兴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微笑，眨着眼睛说：“我写了一些东西，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他说着打开日记本，指着其中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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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试图逃避焦虑，但是根本没有反思过：我们为什么要避免焦虑呢？或者说焦虑的起源和“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人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人们总是害怕事实——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人们害怕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事物的本质并不像它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或者人们的本质并不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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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这可是十分深刻的思考，”我告诉他，“也许你有兴趣上一些性格理论和精神病理学之类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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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不需要上这些课，”派特高兴地说，“我已经非常熟悉心理学知识了。我现在的使命是让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就像亚伯拉罕·林肯、温斯顿·丘吉尔、约翰·肯尼迪和李小龙他们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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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我问道，“你指的是那个中国武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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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是他。”派特回答道。然后，他继续向我讲述李小龙如何通过烤炉和微波炉给他传递信息，并给他建议和支持。这时我才意识到：以他现在的状况，应该去看心理医生，而不是通过学习成为一个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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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才了解到，派特最近一段时间曾经在本地医院的精神病科接受治疗。在那里，他被医生诊断为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从那时起，我经常发现派特总是在我办公室的门口等我。早上七点钟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我谈话。派特告诉我，跟他在同一个比萨店里一起工作的工友们似乎对他的雄才伟略视而不见，这让派特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派特却把这种现象归结于工友们的无知。因此，派特仍然自信满满，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只要他继续保持下去，并且继续接受肯尼迪和李小龙的指导，他就迟早会成为“宇宙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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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最终丢掉了他在饭店里送比萨的工作，因为顾客们抱怨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晚饭能否及时送达，而不是在我们这颗行星上引发什么巨大的变化。于是，派特就变得越来越失落和焦虑不安。一天早上，他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看起来蓬头垢面，样子十分凌乱。他说他昨夜整夜都在整理自己的想法并且写了超过100页的凌乱散文，其中一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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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些奇怪的事情：埃塞尔·肯尼迪、艾米莉；沃伦和他死去的哥哥的电话；尼尔和他在电话中提出的问题：“你是一个妄想狂吗？”电话突然挂断了；我知道奶奶要把什么牌给扔出去了；我脖子以上的部分都很痒；这张纸上记录了所有发生在我身上难以理解的奇怪事情；当我通过我的电视控制整个世界的时候，当我第二次进入医院精神病科的时候，这些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第二次离开医院精神病科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想法都不是我自己的。我要尽量避免自燃的可能性，当那些声音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我就会说“让这些杂种滚开”——这种做法从来都很灵，总有一些世界上的领导人知道我派特。日本忍者和杀手在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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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派特被人送进精神病院。两周之后，我却发现他回到了我的办公室，并且热切地想要和我分享他在精神病院治疗过程中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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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一直感到自己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可能的。我感到自然规律也可以被我否定……将来有一天，我将拥有非常优秀的头脑，可以超过约翰·肯尼迪，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前人。我感到这只是我个人保守估计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成为自己学习过程的主导。派特将会实现其人生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这个世界以前从未有任何人经历过这样的飞跃式发展。可能我根本就不需要从政，或者当美国总统之类的政治平台来实现我的抱负。也许我只用笔和纸写一些文章，或者发表一些演讲就足够了。就目前来说，唯一可以阻止我成为美国总统的因素就是选民的偏见。其实，毫无疑问，我是最适合做总统的人。我感到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根本没有压力，而且也没有什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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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派特从一份工作换到另外一份工作，有时候偶尔还会进入各类精神病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在某一个时间段里，他曾经干得非常好。当时，他很喜欢自己在当地工厂里的工作，尽管他认为同事们都没有发现他的“卓越才能”，而且公司老板也对于他反复提出的“公司总部面谈”的要求置之不理。派特仍然想去证明：调整公司工作中的一些小小程序（包括任命派特担任某个经营管理类的职务在内）将会对公司和这个城市有巨大的好处，甚至可以惠及整个国家和这个广大的世界。终于，当他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公司辞退了。对此，派特感到非常吃惊。然而令我吃惊的却是这个公司居然忍受了他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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