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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近端防御与远端防御之间的区别有助于心理学家和医疗健康服务人员研究更加有效的策略来保护人们的身体健康。当死亡的想法处于人们的意识中时，个体的乐观态度以及有效的健康行为可以引发有利的近端防御。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图片的形式向人们宣传艾滋病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致命疾病，同时也要强调及早发现和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在这种条件下，当死亡的想法处于意识中时，人们更愿意接受艾滋病毒的早期检查，以此作为一种近端防御的良性手段。然而，如果人们认为艾滋病毒检测不能够帮助他们维持生命的话，他们就更有可能开展对人体健康不利的近端防御，例如忽视艾滋病的危险，或者利用毒品和酒精让死亡想法远离他们的意识。此外，过了一会儿之后，当死亡的想法被排斥到意识的边缘时，人们的远端防御就启动了。如果在此时过于强调艾滋病的危险性，可能对于那些以性能力为骄傲的人来说，似乎是无效的，甚至有时候还会产生反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看过艾滋病预防宣传视频半个小时之后，很多人，包括著名篮球运动员“高跷威尔特”张伯伦在内（他在两性关系方面臭名昭著，自称曾与20000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更加愿意跟多名性伙伴进行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性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战胜死亡的威胁，把死亡的想法始终排斥在意识的边缘。如果要开展一些医疗卫生运动，就难免会让人想到关于死亡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有益健康的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机制。这可以通过加强个人良好行为的成就感来实现（比如，积极参加艾滋病检查就是一种良好的行为）。此外，我们还要强调：负责任的行为可以增加我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美化我们自身的形象并且得到社会的肯定。例如，可以强调：我们的社会反对性滥交，公众都支持安全性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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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减弱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维护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而，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指“生理、心理以及社交领域的良好状态，而不仅仅只是远离疾病和虚弱”。古罗马诗人朱文纳尔（Juvenal）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说过：“你应该为自己既有好身体又有好头脑而祈祷。”现在，我们也都明白了：对死亡的恐惧将会威胁到人们的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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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170146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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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10章 盾牌上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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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对死亡的恐惧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常常会感到面对威胁时的不安全感以及各种挫败感和压抑感。然而在这些种种不良感觉的背后，都潜伏着人们对死亡的最基本的恐惧。这种恐惧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转化，以许多间接的方式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各种焦虑症和神经衰弱、各种恐惧症、大批由抑郁导致的自杀以及许多精神分裂症足以证明：对死亡的恐惧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而且涉及精神病理学上的大多数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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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齐博格，《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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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Pat）是一个长着棕色卷发、蓝眼睛的心理学三年级大学生，才刚过20岁，性格调皮而又十分阳光。一天，他高兴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微笑，眨着眼睛说：“我写了一些东西，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他说着打开日记本，指着其中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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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试图逃避焦虑，但是根本没有反思过：我们为什么要避免焦虑呢？或者说焦虑的起源和“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人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人们总是害怕事实——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人们害怕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事物的本质并不像它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或者人们的本质并不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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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这可是十分深刻的思考，”我告诉他，“也许你有兴趣上一些性格理论和精神病理学之类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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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不需要上这些课，”派特高兴地说，“我已经非常熟悉心理学知识了。我现在的使命是让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就像亚伯拉罕·林肯、温斯顿·丘吉尔、约翰·肯尼迪和李小龙他们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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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我问道，“你指的是那个中国武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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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是他。”派特回答道。然后，他继续向我讲述李小龙如何通过烤炉和微波炉给他传递信息，并给他建议和支持。这时我才意识到：以他现在的状况，应该去看心理医生，而不是通过学习成为一个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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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才了解到，派特最近一段时间曾经在本地医院的精神病科接受治疗。在那里，他被医生诊断为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从那时起，我经常发现派特总是在我办公室的门口等我。早上七点钟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我谈话。派特告诉我，跟他在同一个比萨店里一起工作的工友们似乎对他的雄才伟略视而不见，这让派特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派特却把这种现象归结于工友们的无知。因此，派特仍然自信满满，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只要他继续保持下去，并且继续接受肯尼迪和李小龙的指导，他就迟早会成为“宇宙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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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最终丢掉了他在饭店里送比萨的工作，因为顾客们抱怨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晚饭能否及时送达，而不是在我们这颗行星上引发什么巨大的变化。于是，派特就变得越来越失落和焦虑不安。一天早上，他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看起来蓬头垢面，样子十分凌乱。他说他昨夜整夜都在整理自己的想法并且写了超过100页的凌乱散文，其中一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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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些奇怪的事情：埃塞尔·肯尼迪、艾米莉；沃伦和他死去的哥哥的电话；尼尔和他在电话中提出的问题：“你是一个妄想狂吗？”电话突然挂断了；我知道奶奶要把什么牌给扔出去了；我脖子以上的部分都很痒；这张纸上记录了所有发生在我身上难以理解的奇怪事情；当我通过我的电视控制整个世界的时候，当我第二次进入医院精神病科的时候，这些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第二次离开医院精神病科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想法都不是我自己的。我要尽量避免自燃的可能性，当那些声音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我就会说“让这些杂种滚开”——这种做法从来都很灵，总有一些世界上的领导人知道我派特。日本忍者和杀手在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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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派特被人送进精神病院。两周之后，我却发现他回到了我的办公室，并且热切地想要和我分享他在精神病院治疗过程中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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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一直感到自己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可能的。我感到自然规律也可以被我否定……将来有一天，我将拥有非常优秀的头脑，可以超过约翰·肯尼迪，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前人。我感到这只是我个人保守估计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成为自己学习过程的主导。派特将会实现其人生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这个世界以前从未有任何人经历过这样的飞跃式发展。可能我根本就不需要从政，或者当美国总统之类的政治平台来实现我的抱负。也许我只用笔和纸写一些文章，或者发表一些演讲就足够了。就目前来说，唯一可以阻止我成为美国总统的因素就是选民的偏见。其实，毫无疑问，我是最适合做总统的人。我感到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根本没有压力，而且也没有什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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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派特从一份工作换到另外一份工作，有时候偶尔还会进入各类精神病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在某一个时间段里，他曾经干得非常好。当时，他很喜欢自己在当地工厂里的工作，尽管他认为同事们都没有发现他的“卓越才能”，而且公司老板也对于他反复提出的“公司总部面谈”的要求置之不理。派特仍然想去证明：调整公司工作中的一些小小程序（包括任命派特担任某个经营管理类的职务在内）将会对公司和这个城市有巨大的好处，甚至可以惠及整个国家和这个广大的世界。终于，当他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公司辞退了。对此，派特感到非常吃惊。然而令我吃惊的却是这个公司居然忍受了他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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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失去这份工作的几周后，派特的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自杀了。派特还留下一个纸条说要她把他的台灯、书籍和他最爱的一幅画——16世纪中国山水画家唐寅的《草堂梦仙图》全部都留给我。这幅图画的内容我们已经在第5章里面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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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派特最喜欢这幅画并不是一个巧合。他还把人类叫作“会说话的香肠”，这也不是偶然。“核心里的虫子”（worm at core）一直在侵蚀着派特的内心，正如许多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一样，派特受到了长期的内心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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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神上的失常往往是由许多共同因素导致的，但是毫无疑问，对于死亡的焦虑是导致很多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一般都具有预防死亡焦虑和恐惧的“双层防御盾牌”，即相信生命是有意义的，以及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只要这个“双层防御盾牌”是完整的，他们就可以比较平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不受精神疾病的骚扰。但是，世界上却有一些人由于自身遗传基因的影响、身体中某种生物化学反应的失衡、不幸的教育经历或者其他一些充满压力的生活经历，他们未能及时展开自己的“双层防御盾牌”来压制内心对死亡的恐惧。于是，他们只好试着去构建自己的恐惧防御模式。有时候他们的勇气十分可嘉，而且他们的构建方式往往充满想象力。但是，不幸运的是，他们构建的“这些笨拙的死亡恐惧防御模式”——正如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指出的那样——“经常被证明是无效的。”对死亡的恐惧透过他们“盾牌的裂缝”渗透进来，结果是他们遭受更加痛苦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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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是中国明代画家和诗人唐寅（唐伯虎）《草堂梦仙图》的一部分，大约在1500年前完成，现存于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人文艺术画廊（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以及“亚瑟M.萨克勒画廊”（Arthur M.Sackler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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