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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第一次去心理诊所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害羞和社会焦虑症都起源于童年时代。“我从能记事儿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受到焦虑的折磨，”他说，“甚至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因此学习不好，而且也不知道该跟别人说什么好。结婚之后，我的妻子主动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日常工作，而我也很高兴地听之任之。”他妻子替家里的孩子们向医生预约看病，去学校开家长会，处理一切社交活动，甚至还负责打电话订外卖，因为吉姆太害羞和胆怯了，甚至都不敢给其他人打电话。吉姆在一家音乐小商店里卖CD碟片，但是当他必须和顾客直接说话时，他常常会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当我不得不打电话告诉顾客他们订的商品到货了的时候，”他说道，“我知道我的声音会变得虚弱，而且断断续续的，我甚至会说不出话来。我的声音会一直颤抖甚至噎住……然后我会突然快速地说出剩下的话，顾客也许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有时我不得不反复说一句话，这令我感到十分尴尬。”吉姆觉得现在只要他一想到去上班，或者去参加什么社交活动，都会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和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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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像吉姆一样有着极其严重的社会焦虑症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就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名言一样：“他人即是地狱。”因为社会焦虑症一般都和自尊心有关系，而且患者往往需要感到自己被别人尊重——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关于死亡的念头会增加人们这种被人尊重的渴望——所以我们假设：关于死亡的想法会加剧我们的社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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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实验，目的是研究个人性格特征与社交人际互动之间的关系。假设你就是吉姆，你和其他实验参与者（这些参与者要么有很严重的社会焦虑症，要么根本就没有一点社会焦虑）每个人都被带到一个小隔间去填一些普通的调查问卷：一些人填写的是关于死亡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写的是关于极度疼痛的感觉。之后，我们要求你在隔间里写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时间不限，自己可以任意选择。然后，我们要求你进入大厅里，跟其他实验参与者交流你的爱好和一些事。实验组织者会向你解释：你可以跟任何人交流，直到时间结束。这里有一个时钟，你可以把握好时间。实际上，我们真正要考察的是：在进入大厅跟别人交流之前，你独自在小隔间里花了多少时间写东西？也就是说你愿意自己独处，而不跟其他人交往的时间有多久？当你想起死亡的时候，死亡的念头会如何影响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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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那些没有社会焦虑症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填写的问卷是关于“死亡”还是“疼痛”的，他们独自待在小隔间里的时间并没有什么差别。与那些没有社会焦虑症的人相比，那些描述自己疼痛感觉的社会焦虑症患者待在小隔间里的时间并不会更长。但是，对于像吉姆一样有社会焦虑症的人，如果他在实验中填写的问卷是关于死亡的，那么他们往往会在小隔间里面待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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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见的焦虑现象和食物有关。因为美国文化认为苗条的身材对女孩和妇女都非常重要，所以就产生了关于饮食问题的精神紊乱现象。临床精神医生证实：那些有厌食症的人往往也受到死亡恐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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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食症患者往往会把“吃”看作一个“禽兽般的行为”，认为饮食行为与动物的身体相联系，而动物的身体是注定要死亡和腐烂的。艾美·刘（Aimee Liu）回忆起她的一次亲身经历，并用这次经历简洁明了地解释了“吃”和“死亡”之间的联系：吃完一顿奢侈的大餐之后，她打开了饭店送给她的“幸运饼干”，却发现饼干里的纸条上写着：“你吃，你死！”对女性来说，在饮食和死亡恐惧之间，有没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呢？请想象一下：你是一名女大学生，还是校游泳队的成员。你每天消耗大量的卡路里，所以你身材苗条，却常常腹中饥饿。但是，你却仍然坚持吃健康的食物，偶尔才喝点啤酒。你的心理学老师邀请你参加一项研究，去“品尝和测试一些营养美味的零食”。这些“健康小吃”包括葡萄干和坚果的混合物、覆盖着酸奶的葡萄干、巧克力和太妃糖里面裹着花生仁等。实验组织者会告诉你：本次实验的目的是“为某国家级大型食品制造商进行市场调研”。每份小吃中包含10克美味的材料。实验组织者告诉你：“你有4分钟去品尝和评估这些食物，请尽可能地多吃。”他说完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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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你会狼吞虎咽地去吃覆盖着酸奶的葡萄干，因为那些是你最喜欢的零食。但是在你被邀请前去品尝这些小吃之前，你还要回答一些标准的问卷调查问题，主要是关于你对死亡的感想，而其他一些实验参与者要填写的问卷则是关于牙疼的问题。那么，填写了关于死亡的问卷之后，你还会吃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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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证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想到牙齿的疼痛的时候，他们吃零食的数量几乎跟平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他们填写的问卷是关于死亡的问题，那么女性实验参与者在品尝小吃的时候食量减少了40%，而男性吃零食的数量几乎跟平时一样。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死亡意识会让女性更加热衷于追求流行文化对“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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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创伤后应激障碍：粉碎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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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迈克·纳什弗（Mike Nashif）从美国胡德堡（Fort Hood）陆军基地出发，前往伊拉克执行任务。他的任务是在战斗最频繁的巴格达以南地区寻找敌方目标。迈克和他的小分队经常夜间执行任务，检查当地房屋，寻找武器和敌方战斗人员，或者乘坐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悍马吉普在该地区巡逻。在巡逻过程中，他们的车辆每周至少都要被路边炸弹袭击一次。有一次，正当他开车经过的时候，一个250磅[1]重的炸弹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中爆炸。后来，迈克告诉记者说：“你可以感到爆炸，闻到它的气味，甚至尝到它的味道。这是对你身体的一次巨大打击，就像是有人从你身体两边猛烈抽打。你的脚趾头、胸部、脑袋、手指等全身都有剧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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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伴被简易炸弹炸死了，甚至整个身体全都炸碎了。迈克花了4个小时才把他同伴的鲜血和碎肉从悍马车内的无线电装备上清理干净。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惨、更可怕的工作。回到美国后，迈克频繁遭受头痛、噩梦、失忆、焦虑和过度紧张的折磨。他还变得越来越脱离家庭。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我站在房子外面，透过窗户看我的家人。”但是，当别人跟他斗嘴，或者不听他话的时候，他就会立即火冒三丈。当迈克的大儿子一直欺负小弟弟时，迈克抓住他的喉咙，把他推到墙上。另一次，他在客厅里用一个棒球拍把孩子的玩具卡车打成了碎片。最后，他的婚姻破裂了，只被允许每两周的周末看一次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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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患者一样，迈克经历了最直接、最基本的死亡恐惧。据美军内部心理工作者的估计：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回来的美军士兵中间有17%~25%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其他情况下，地震、龙卷风、恐怖袭击、暴力犯罪（比如强奸和家庭暴力等）都可以引起这种精神疾病。无论这种疾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往往受到了巨大灾难性事件的打击，他们现实观和世界观的核心被动摇了，就像老房子的屋顶在暴风雨中被刮走一样（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这个比喻被用来描述人们对死亡的“末端防御”）。这样一来，防御死亡焦虑的“盾牌”被彻底粉碎了，人们毫无保护地受到了噩梦、回忆、极度焦虑、恐慌以及各种不受控制想法的任意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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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感到自己“站在了自己的人生之外”，“透过窗户看自己”，其实这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重要特征之一。当面对灭顶之灾，却无力抵抗或逃避的时候，人们的头脑常常会一片空白。但是，事情发生的节奏似乎变得很慢。首先，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识和肉体分离开了，就好像站在远处看着自己一样，似乎他们正处于一场电影或者一个梦中。他们会感到十分迷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心理学中，这种状态被称为“解离”（dissociation），因为这个人试图在心理上把自己与正在发生的可怕遭遇分离开来。对于那些难以在身体上逃避灾难性事件的人来说，这种“解离”状态至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从心理上进行逃避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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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离”状态可以让那些难以忍受的事情变得稍微好接受一点——至少在短期内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它同时也会阻止人们坦然面对过去的创伤性经历。在经历“创伤性事件”的过程中，如果人们产生了这种“分裂”状态，那么他们后来则更有可能遭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这样一来，他们会总是感到受到了威胁，一直保持焦虑，并且随时小心谨慎，时时刻刻防范着危险发生。他们醒着的时候，会以“回闪”的方式反复回忆原来的创伤性事件。即使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也会在可怕的噩梦中反复想起原来那场灾难。为了对付长期的焦虑和可怕的回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通常会进入一个长期性的“解离”状态，把自己与现实隔离开来，有些临床精神病医疗工作者把这种情况称为“精神麻痹”（psychic numbing）（多数情况下需要酗酒和毒品的帮助才能维持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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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死亡焦虑存在于人们应对创伤的“解离”状态中。在创伤性事件中经历了极度死亡恐惧的人们非常容易产生“解离”状态，并且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2005年，我们在纽约大学生中间做了一个实验：我们让一些学生做了一些关于死亡的问卷，而让另外一些学生做了一些关于疼痛或期末考试的问卷。然后，我们让他们回忆他们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感受，或者让他们观看那次袭击的视频镜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做了“死亡”相关问卷的学生产生“解离”反应的比例与其他学生相比要大得多。同样，这种“解离”反应又导致了对未来更多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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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研究对2005年伊朗扎兰德地区大规模地震的幸存者进行了追踪调查。在这场地震中，有超过1500多人死亡，还有7000多人家园被毁，被迫转移。毫无疑问，这场地震的幸存者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创伤性事件”。地震几个月之后，调查人员要求幸存者填写一些关于死亡问题的问卷。那些在地震过程中和地震后没有经历过“解离”精神状态的幸存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几乎没有表现出来什么焦虑现象。但是，他们常常流露出一种针对外国人的敌意——这虽然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却是人类恐惧管理系统中的一种典型的心理自卫模式。相反，对那些在地震中经历了“解离”精神状态的幸存者来说，他们在几个月之后回忆起地震的灾难时，往往会表现出巨大的焦虑，却没有对外国人表现出任何敌意。人们通常使用的那种恐惧管理模式，即抬高自己的群体，并贬低别人的群体——似乎对那些在灾难中经历过“解离”状态的幸存者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地震两年之后，经过调研发现：经历过“解离”状态的幸存者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样的结果出现在阿富汗战争中返乡的波兰士兵以及科特迪瓦内战中的幸存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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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威胁生命的“创伤性事件”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焦虑，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难以适应而产生病态的“解离”状态，更不会因此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那些在巨大威胁面前仍然能够保持良好适应性的人，我们目前了解的还很少。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意义，并且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有一定的价值，那么他将会更有能力抵抗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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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磅=0.4536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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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抑郁症：可以看见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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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精神分裂症、焦虑症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至少部分都是由对死亡恐惧的不当处理造成的。但是，抑郁症呢？它可是一种很常见的精神疾病，给很多人带来了苦恼和麻烦，乃至死亡。在特定的某一年，大约16%的美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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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阴影似乎更加灰暗了，早上也不再令人感到欢快，在树林中的散步也变得索然无味。”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回忆道：“下午工作时，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焦虑和不安感，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恶心。”他的老房子本来舒适且充满生机，但是现在看来却似乎危机四伏。睡觉对他来说成了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福音，要么只能断断续续地睡一小会儿，要么只能借助会上瘾的催眠药。他丧失了自尊心，几乎不跟人说话，整个人都快垮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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