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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酒精、毒品和麻醉药：死亡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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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逃离人生恐惧和苦难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极端并且不可挽回。但是酒精、毒品和其他麻醉药物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普遍却只有暂时效果的逃避方式。从远古时代开始，在各种仪式上使用精神刺激类物品一直在所有文化中都非常流行，即使在当代也是如此。全球各地的小孩们都喜欢自己转圈，或者从小坡上滚下来，从而享受这种晕头转向的感觉，这表明人们生来就喜欢麻醉自己的意识。人们最喜欢微醺的感觉，偶尔因为精神、娱乐或者医学目的而使用麻醉药品和酒水，并不能导致长期的伤害，也许甚至还有一些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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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使用精神麻醉类物品的原因往往有很多：它可以让人自我感觉良好，可以增强感官体验，减轻痛苦，恢复精力，增强自身的力量感和自我价值，激发创造性，加深社交联系与精神联系等，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控制恐惧。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常常借助麻醉药物来逃避现实，并减轻自己的焦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从总体上来说，感觉自己缺乏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人更容易对酒精和药物上瘾，而不是有节制地使用这类物品。虽然每一种精神刺激药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化效果，但是它们都可以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恐惧：要么可以减少人们的焦虑感，要么可以模糊自我意识，要么可以扭曲人们的感知能力，要么改变人们头脑中的时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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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前一章的内容：当人们想到自己的死亡时，往往会喝更多的酒。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当人们想到死亡的问题后，也会吸更多的烟。为了证明“人们会通过加剧自己的上瘾行为来应对死亡的恐惧”，杰米·阿尔恩特和他的同事们邀请了一些吸烟者进入实验室，并告诉他们实验的目的是考察“人物基本性格和吸烟行为”。首先，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一些问题，来确定他们是否对尼古丁有依赖性。这些问题包括：“是否现在就想抽一根烟？”“吸烟之后是否感觉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更强？”然后，实验人员要求他们回忆一下：通常早上起床之后多久就要吸第一根烟？即使患病严重、卧床不起时，是否也会吸烟？接着，实验人员会给参与者每人一根最喜欢的烟，让他们吸五口，烟的另外一头连接着一台仪器，可以测出他们到底吸了多少烟。然后，参与者被分成两组，一组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死亡，而另外一组则要思考一下期末考试的失败。最后，实验组织者再给他们每人发一根最喜欢的烟，让他们每人再吸五口，并用同一个仪器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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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的确很令人震惊。在思考过死亡的问题之后，那些烟瘾大的人往往会吸得更猛、更久和更快，以吸入更多的尼古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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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会上瘾的活动，如赌博等，都可以起到类似精神麻醉品的作用。这些活动可以让人们减少焦虑，淡忘自我，获得暂时的自尊，减少生存的恐惧等。但是，当人们强迫性地依赖这些活动时，问题就产生了。在最近这些年里，电脑游戏上瘾已经成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严重问题。玩家被引诱到游戏中，是因为那里面有一个美妙的世界，可以让他们获得英雄般的自尊，更重要的是，游戏中的死亡都是暂时性的。游戏中的人物角色有“无限生命”。如果你在游戏中死了，一切还可以从头再来。虽然跟其他让人上瘾的东西一样，都是各种因素共同导致了成瘾现象，但是病态赌博和游戏上瘾很有可能至少部分是由于人们对死亡恐惧的逃避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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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修理“盾牌”上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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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恐惧症、强迫症、社会焦虑、厌食症、创伤后紧张性精神障碍、抑郁症、自杀和上瘾现象等都有其各自潜在的多种独特起因。如果有人患上了一种或者几种上述列举的这些心理疾病，我们可以采用生物化学的、行为主义的以及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进行治疗。但是，不仅仅是心理治疗师，而且包括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意识到：如果我们对“死亡恐惧”管理不当，就很有可能造成各种精神疾病，或者使原有的心理障碍恶化。我们还要早日找到更多的新方法来帮助那些被精神疾病折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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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方法是由一些临床医生发明的，这些人主要包括奥托·兰克、维克多·弗兰克尔、莱恩、罗洛·梅、欧文·亚隆等人。他们研究了死亡焦虑和相关存在焦虑在精神病起源和治疗过程中的作用。亚隆在他1980年的专著《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法》（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中最为完整地表述出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方法的核心原则。亚隆首先提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法并没有一套特定的技术。相反，这种方法强调，心理治疗师应该把每一个病人当作独一无二的个体，并且要和他们建立深厚、真诚的关系。这就要求治疗师要非常熟悉病人的世界观、个人奋斗的目标和社会关系等状况。此外，还要鼓励病人把治疗师也当作独一无二的个人；让病人认识到治疗师也跟其他普通人一样，也有其自身的生存焦虑和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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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还要强调人类的自由选择权和责任感：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我们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我们所做的选择必然会产生特定的结果，而我们自己应该对此结果负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要建立一种强烈的、真诚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要受到自由和责任的约束，这就为病人的治疗奠定了基础。治疗师还要帮助病人建立他自己的恐惧管理系统，同时还要帮助病人克服最普遍的三个存在主义困境：人生意义的丧失、孤独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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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病人丧失人生意义的问题，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师首先试图去了解人类是如何从这个世界上获取自己的人生意义的。少年阶段正是人们形成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世界观的阶段，但是有的人在这个时期没有形成足够稳固的人生意义和世界观。成年之后，人生意义和世界观还可能会受到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损害和挑战。这些破坏性因素主要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身体生化反应的失衡、不良或混乱的成长环境、创伤性经历、信仰体系的动摇、身体不适、肉体的欲望、经济状况的巨变、失去爱人或被爱人抛弃以及生理上的痛苦等。以上这些原因都会导致那些受到各种心理疾病困扰的人感到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一旦失去人生的意义，那些夸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许会宣称自己可以跟肯尼迪并驾齐驱，甚至蔑视自然规律，或者把各种荒诞的幻想当成现实。强迫症患者会专注于走路时一定要踩在人行道的缝隙上或者在小便之后必须连续三次冲厕所等，总之就是关注那些过于琐碎的事情，而不关心更加重要的意义。抑郁症患者会逐渐地对一切感到幻灭，而创伤后紧张性障碍症患者会突然感到幻灭，这都是由他们完全抛弃或者忘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导致的。无论人生意义的丧失是由何种原因引起的，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方法要做的是：帮助病人重拾他们原来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观体系；改变病人现有的信念和信仰，使之变得更有效、更长久；帮助病人重新树立一套新的意义和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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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感到人世间一切事物都失去了意义，往往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采取了过于宏大的宇宙视角。在这个视角之下，一切以人类文明为基础的意义和价值都褪色了，只剩下一个荒诞而又冷漠的宇宙。凡是认真负责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都不会赞成人们过分地追求生命内在的终极意义。相反，治疗师应该帮助病人培养一种不那么宏大的人生观，并鼓励患者把精力集中在跟其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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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隆采用了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的转变。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叔本华提出：在这个荒诞而且冷漠的宇宙中，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但是，叔本华个人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也就是说他也感到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或目的，这种现象对他来说很重要。进一步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叔本华一生都在尽力劝别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重要的，而人生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却根本没有因为失去人生意义而自杀，反而不断地写出了很多本哲学著作，直到他自己寿终正寝。显然，哲学研究和写书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他生活的意义。因此，亚隆说，一旦人们放弃了自己的过于宏大的宇宙人生观，那么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重要并且有意义的。因此，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的目标就是：帮助病人找到生活中的意义，并且引导他们参与那些可以让他们重拾自信的活动。这样一来，病人重新获得的人生意义就可以成为他们保持自尊和自信的长久基础。人们重拾原来的信仰价值观或者获得新的信仰价值观之后，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认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别人期望自己成为什么人，并且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来说，叫作“个人意志”）自由行事，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勇敢地做出更加成熟的抉择（还要坦然接受以前做出的错误抉择），并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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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生存孤独感是存在主义治疗方法的第二个目标。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第2章里提到过，父母的爱会给十分容易产生焦虑的初生婴儿提供安全感。因此，在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跟朋友、亲人以及其他重要的联系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也可以给人们带来安全和慰藉。的确，实验证明：当人们想到自己喜爱的人时，会减少或者消除死亡意识导致的防御反应；相反，如果人们想到人际关系的破裂，就会更容易联想到死亡。因此，帮助人们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加强现有的人际关系，恢复疏远的人际关系，对于存在主义精神治疗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增加人们对其所在社会主流文化世界观的认同感，帮助人们获得并维持自信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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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个病人声称他感到自己非常孤独、完全处于绝对孤立的状态，那么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师通常不会与之争辩。这是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绝对孤立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跟同类直接交流，而只能间接地借助于语言、词汇以及其他符号。虽然这些语言和符号具有巨大的威力，但是它们从来不能让我们完全了解别人的意思，也不能让我们的意思被别人完全了解。贝克尔解释说：“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外在跟别人接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在生活……所以我们总是跟别人无助地分开……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身体跟别人接触，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接触到他们的内在，也不可能把我们内心的意思揭示给他人看。”即使是人们之间最好的关系也难以弥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论这种关系是多么亲近。“通常情况下，”贝克尔说，“如果我们想要和伴侣、父母或好友说一些非常私密的话，向他们讲述自己观看日落的感受或者我们的自我感觉，我们的语言却总是难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意思。”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方法中，我们首先必须帮助病人接受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认识到自己能够从人际关系中获得什么东西，不能从人际关系中获得什么东西。如果你和某人建立了某种人际关系，而你却希望对方完全理解你，那么你的希望注定要破灭，你也一定会感到沮丧。如果人们要借助别人来克服自己的生存孤独，那么他们就是在奢求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了，所以真正能够得到的东西也会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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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们明白了人际关系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就会更加关注人际关系可以给他们带来的积极因素。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存在孤独感的最好办法在于：尽力去了解别人，而不是纯粹利用人际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理想人际关系的一个样板。亚隆引用奥地利出生的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理论说，理想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我—你”型人际关系（I-thou relationship），而不是“我—它”型人际关系（I-it）。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人际关系中的对方当作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而不是满足我们交际需求的工具。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认识到：别人也跟我们一样，都是绝对孤独的。但是，你会知道不仅仅只有你一个人是孤独的，而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于是你跟别人就有了共同之处。一旦你认识到你只能非常有限地认识别人，并且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么你就可以跟别人亲近、喜爱别人，也被别人喜爱。虽然喜欢和爱并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隔阂，但是它可以让人尊重和珍视别人，并且被别人尊重，可以让人感到自己与别人存在联系——因为自己和别人一样，都在同一条生存的船上。这样就会最终把生存焦虑和孤独感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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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师们发现：虽然病人有时会意识到自己被死亡的念头所困扰，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对“死亡焦虑”缺乏心理防御能力才是导致他们困境的真正原因。因此，治疗的重点应该集中在帮助病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恐惧管理体系，帮助病人发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建立其自尊与自信，重塑病人与他人的关系等。但是，有些病人却经常有意识地把死亡看作困扰他们正常生活的一个可怕问题。对于这些人来说，存在主义的治疗方法则是要帮助他们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可以让我们偶然想起死亡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触发我们的心理机制中的近端防御，从而把关于死亡的想法从自己的意识中驱逐出去，然后我们的远端防御会帮助我们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并且增强我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些心理防御机制可以较好地控制存在主义的生存焦虑和恐慌，但是并不能够帮助人们坦然面对和接受自己必然死亡的现实。要坦然面对死亡，不再被它吓倒，我们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的训练，还需要勇敢地面对并接受死亡——“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像心理分析学家哈罗德·西尔斯（Harold Searles）说的那样：“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复杂的一生，令人着迷、让人痛苦、使人激动、让人无聊、有时给人以安慰，有时又让人担惊受怕的一生，其中所有的宁静和动荡时刻，都会在某一天，不可避免地结束。”为了帮助人们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心理治疗师会指导病人们进行长时间的冥想，思考与死亡相关的问题，并且采用其他各种办法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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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使用这些方法后，那些曾经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以及那些年龄很大、知道自己已经在世时日不多的老人，都对自己的现状表现出更大的欣赏和接受，并且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亲情，而不是物质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死亡变得没有那么害怕和过分戒备了。当然，这就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们能否帮助那些还没有面临死亡危机或者还没有到老年的人坦诚接受自己的死亡呢？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呢？这两个问题我们会在本书最后一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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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亡的恐惧是无所不在的，只是我们中间有的人意识到了，而有的人并没有注意到罢了。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可以不受生存恐惧的威胁，因为我们可以依赖并信仰一套文化价值观体系，这种体系可以给我们提供保护和安慰，我们还可以努力建立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抵抗死亡恐惧的威胁。但是，在我们所有人恐惧管理的“防御盾牌”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裂痕或凹槽，从而就会产生一些心理上“亚健康”的态度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有可能会接受存在主义的心理疗法。我们所有人，即使是心理健康的典范，都难逃一死。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思考一下：如何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下更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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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11章 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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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古老而又简单的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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