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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结果可以证明贝克尔书中很多特定的观点。即使贝克尔书中有些观点最初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比如性行为与死亡的关联，但是我们发现这是正确的。然而提出这种联系是一回事儿，而实际证明它却是另外一回事儿。随着我们实验的开展，新的发现不断出现。这些发现的结果不断积累，逐渐把我们和其他调查者引向了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方向。这是贝克尔和他的前辈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新的研究方向，范围之广甚至超越了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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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在第1章中我们进行的第一次“恐惧管理实验”吗？市法院的法官们在想到他们自己的死亡之后，会给所谓的“妓女”判更重的刑。这种现象对司法审判系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在司法过程中，关于死亡的暗示往往无处不在，这样肯定会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使法官忽视实际的证据，在死刑案件的判决过程中尤其如此。堪萨斯大学法学院的唐纳德·贾杰斯（Donald Judges）（这个名字可真适合律师）认为：“恐惧管理……也许是死刑背后的驱动力量，在司法和立法过程中都是如此。”“这样的行为似乎是被一种无意识的自卫所驱动的，因为人们要保护自己的世界观，不受死亡意识的威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一个社会处于困难时期，当自杀现象和暴力犯罪居高不下时，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就会上升，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在比较保守的国家就会增加，而在比较自由的国家就会减少。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的杰弗里·柯奇米耶尔（Jeffrey Kirchmeier）认为，法官、公诉人以及辩护律师“都应该知道并且重视恐惧管理对案件审判过程的影响，以维护审判公正，并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死刑处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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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场所，也有很多事物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死亡，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医务工作者的诊断过程以及他们对待患者的态度。实验组织者找到一群不信仰伊斯兰教的美国医学生，让他们思考一下自己的死亡，然后再让他们看两份完全一样的《急救室接诊情况表》，其中一张是一个穆斯林病人的，另一张则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这两个病人都声称自己胸部疼痛。这些非伊斯兰教的医学生认为信仰基督教的病人有心脏病的风险，而认为穆斯林病人的病情不怎么严重。这就表明：如果医务工作者利用自己的文化认同感来控制自己对死亡的焦虑，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产生诊断上的偏见。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一些医学院的学生们被要求表述一下他们会如何处理一名严重肺病患者的病情。该患者被家人带到急诊室的时候，已经呼吸困难。虽然该病人在入院时头脑还很清醒，并且明确反对用人工手段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在想到自己的死亡之后，就会擅自决定把病人的生命尽可能地延长。这些学生选择的治疗方案是由他们自己的存在焦虑决定的，根本没有考虑到病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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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恐惧管理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死亡意识的理解，让我们了解到人类是如何对死亡的想法做出反应的。关于死亡的想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思考，另外一种是无意识层面的。我们发现：人们自身的近端防御是由对死亡有意识地思考产生的；而远端防御则是由存在于意识之外的死亡念头引起的。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所见的那样，这种关于死亡的新观点对跟医疗卫生和个人健康有关的决策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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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恐惧管理的研究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开展着。在不久的将来，这项研究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死亡意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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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170146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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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但愿我能在死亡之前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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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人类从人生的梦境中醒来，因为我们都完全沉浸在各自的文化世界观中，而对死亡的真相一无所知。奥地利艺术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在其1910年画的一幅作品——《生与死》中表达了相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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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画中，大多数人都在沉睡，根本无法看见死亡的真相，但是画中有一个年轻的女性是醒着的，她双眼睁开，直面死亡。现在，读了本书之后，我们就像画中的女人一样，睁开双眼直面死亡，那么我们到底能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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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说法，在一切的开始，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照看园子。一开始一切都受到上帝的祝福，伊甸园也是个完美的地方。那里没有死亡，没有耻辱，没有罪恶。亚当和夏娃可以尽情享有伊甸园中的丰富无穷的一切，但是前提条件是他们要远离“智慧树”（Tree of Knowledge）和“生命树”（Tree of Life）。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直到魔鬼变成的大蛇引诱夏娃吃了一口“智慧树”上的禁果，然后她又把禁果交给了亚当。上帝对此感到不快。于是，他就把亚当和夏娃从天堂中驱逐出去，而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所以我们也要一生痛苦劳作，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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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亚当和夏娃通过吃禁果获得的智慧让他们失去了长生不老的资格。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大脑皮层的发展孕育出了人类的象征性思维能力、自我意识以及反思过去和展望未来的能力，并最终让我们产生了对于自身死亡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堕落”，也就是西方宗教的根本性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跟现代科学产生了交汇点：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们逐渐演化产生了死亡意识——这改变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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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死亡的认识，而不是死亡本身，才是《圣经》中禁果核内的虫子。正是这种死亡意识让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的人类，并且开启了人们对永生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直到今日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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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年—公元前270年）认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是我们这个物种的重要特点之一，虽然对死亡的恐惧一直没有被人承认。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和信徒——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4年—公元前51年）在他的长诗《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解释道：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们过于依赖宗教和世俗的权威，还会让他们坚持迷信或者非理性的观点，而不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此外，为了避免我们的自我意识反思自己的死亡，人们宁可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对琐碎事物的追求上。我们要么贪婪地积累财物，要么盲目地追求权力和荣誉。卢克莱修说，正是这些永不满足的欲望让人类产生了很多的不幸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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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的画作《生与死》（1910年），现存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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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是富有远见的杰出哲学家。他们认为宇宙是由无数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在宇宙中来回反弹，不停地聚合又分开，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目的，有时候难以预料地转向，就产生了难以预知的结果。这种观点预示了现代物理科学的产生，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还认为人类一直都有超越死亡的欲望，人类的很多行为受到这种欲望的驱使。这种观点正是现代心理科学的存在主义基础，也是欧内斯特·贝克尔提出的观点，后来则被恐惧管理的研究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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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必然死亡的命运而不会引起自己的不幸与仇恨，也不会杀死别人呢？总之，我们应该如何在死亡意识的威胁下更好地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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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伊壁鸠鲁学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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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奉伊壁鸠鲁思想的人们（包括卢克莱修在内）来说，解开死亡心理难题的办法非常直接。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对死亡的恐慌；然后，我们必须还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对死亡的恐慌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毫无道理的。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学派的哲人们认为，坏的事情只能发生在能够感知的人身上，而死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就像人们在出生之前是毫无知觉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死亡跟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状态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是不害怕时间流逝的，那么我们何必要害怕死亡呢？因为在我们出生之前，无知无觉的状态已经历经了数千年。一旦我们看透了这一点，我们对死亡的恐慌就会消失，而我们人类也不会渴望永生。伊壁鸠鲁说：“这样会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显得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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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看待死亡，死亡意识会让我们人类更加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田野中的百合花和空中飞翔的小鸟不会像我们一样受到存在主义焦虑的折磨。但是，它们也不会像我们人类那样进行自我反思，更不会感觉到由自我反思产生的独特乐趣和恐惧。苏格兰散文家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在1863年写道：“正是因为人类对死亡的模糊认识，生命才显得十分美好。”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短暂的欢乐，史密斯把这种欢乐比作动物般的嬉戏。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就会有一种“严肃的快乐……因为我们会展望未来，回顾过去，思索现世和来世”。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知道得不太清楚明白——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最值得纪念的经历也许不会再有了。这就是我们珍惜往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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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代的一些思想家，如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泰勒·福尔克（Tyler Volk）以及斯蒂芬·凯夫（Stephen Cave）等人都认为：我们人类的生活需要死亡才能持续下去。没有死亡，人类将不可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和条件。如果没人死去，那么新生代的人类就不可能发生基因变异，他们也不会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创新发现、技术革新以及新的艺术创作。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和文化的进步将会停滞不前。正如卢克莱修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死，“以确保后代可以发展。我们的后代在度过他们的一生之后，也会步我们的后尘而死去。在我们出生之前，无数代人已经死去了，而在我们之后也还有无数代人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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