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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画中，大多数人都在沉睡，根本无法看见死亡的真相，但是画中有一个年轻的女性是醒着的，她双眼睁开，直面死亡。现在，读了本书之后，我们就像画中的女人一样，睁开双眼直面死亡，那么我们到底能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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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说法，在一切的开始，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照看园子。一开始一切都受到上帝的祝福，伊甸园也是个完美的地方。那里没有死亡，没有耻辱，没有罪恶。亚当和夏娃可以尽情享有伊甸园中的丰富无穷的一切，但是前提条件是他们要远离“智慧树”（Tree of Knowledge）和“生命树”（Tree of Life）。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直到魔鬼变成的大蛇引诱夏娃吃了一口“智慧树”上的禁果，然后她又把禁果交给了亚当。上帝对此感到不快。于是，他就把亚当和夏娃从天堂中驱逐出去，而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所以我们也要一生痛苦劳作，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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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亚当和夏娃通过吃禁果获得的智慧让他们失去了长生不老的资格。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大脑皮层的发展孕育出了人类的象征性思维能力、自我意识以及反思过去和展望未来的能力，并最终让我们产生了对于自身死亡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堕落”，也就是西方宗教的根本性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跟现代科学产生了交汇点：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们逐渐演化产生了死亡意识——这改变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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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死亡的认识，而不是死亡本身，才是《圣经》中禁果核内的虫子。正是这种死亡意识让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的人类，并且开启了人们对永生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直到今日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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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年—公元前270年）认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是我们这个物种的重要特点之一，虽然对死亡的恐惧一直没有被人承认。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和信徒——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4年—公元前51年）在他的长诗《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解释道：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们过于依赖宗教和世俗的权威，还会让他们坚持迷信或者非理性的观点，而不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此外，为了避免我们的自我意识反思自己的死亡，人们宁可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对琐碎事物的追求上。我们要么贪婪地积累财物，要么盲目地追求权力和荣誉。卢克莱修说，正是这些永不满足的欲望让人类产生了很多的不幸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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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的画作《生与死》（1910年），现存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利奥波德博物馆（Leopold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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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是富有远见的杰出哲学家。他们认为宇宙是由无数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在宇宙中来回反弹，不停地聚合又分开，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目的，有时候难以预料地转向，就产生了难以预知的结果。这种观点预示了现代物理科学的产生，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还认为人类一直都有超越死亡的欲望，人类的很多行为受到这种欲望的驱使。这种观点正是现代心理科学的存在主义基础，也是欧内斯特·贝克尔提出的观点，后来则被恐惧管理的研究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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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必然死亡的命运而不会引起自己的不幸与仇恨，也不会杀死别人呢？总之，我们应该如何在死亡意识的威胁下更好地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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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伊壁鸠鲁学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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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奉伊壁鸠鲁思想的人们（包括卢克莱修在内）来说，解开死亡心理难题的办法非常直接。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对死亡的恐慌；然后，我们必须还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对死亡的恐慌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毫无道理的。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学派的哲人们认为，坏的事情只能发生在能够感知的人身上，而死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就像人们在出生之前是毫无知觉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死亡跟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状态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我们出生之前，我们是不害怕时间流逝的，那么我们何必要害怕死亡呢？因为在我们出生之前，无知无觉的状态已经历经了数千年。一旦我们看透了这一点，我们对死亡的恐慌就会消失，而我们人类也不会渴望永生。伊壁鸠鲁说：“这样会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显得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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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看待死亡，死亡意识会让我们人类更加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田野中的百合花和空中飞翔的小鸟不会像我们一样受到存在主义焦虑的折磨。但是，它们也不会像我们人类那样进行自我反思，更不会感觉到由自我反思产生的独特乐趣和恐惧。苏格兰散文家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在1863年写道：“正是因为人类对死亡的模糊认识，生命才显得十分美好。”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短暂的欢乐，史密斯把这种欢乐比作动物般的嬉戏。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就会有一种“严肃的快乐……因为我们会展望未来，回顾过去，思索现世和来世”。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知道得不太清楚明白——我们最美好的时光、最值得纪念的经历也许不会再有了。这就是我们珍惜往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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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代的一些思想家，如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泰勒·福尔克（Tyler Volk）以及斯蒂芬·凯夫（Stephen Cave）等人都认为：我们人类的生活需要死亡才能持续下去。没有死亡，人类将不可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和条件。如果没人死去，那么新生代的人类就不可能发生基因变异，他们也不会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创新发现、技术革新以及新的艺术创作。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和文化的进步将会停滞不前。正如卢克莱修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死，“以确保后代可以发展。我们的后代在度过他们的一生之后，也会步我们的后尘而死去。在我们出生之前，无数代人已经死去了，而在我们之后也还有无数代人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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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的发展历程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过程，生命不是某些人的私人财产，而是每个人都有权掌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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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壁鸠鲁学派的宇宙观中，上帝会在伊甸园中向亚当和夏娃讲解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而不是认为他们应当对人类的真实情况视而不见。而亚当和夏娃也应该高高兴兴地住在自己地上的乐园里，即使他们只是地球上暂时的居住者，甚至都不会在时间的沙海中留下任何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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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170146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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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死亡恐惧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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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一些非常有力的论点，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但是，伊壁鸠鲁学派提出的以理性为基础消除死亡恐惧的办法似乎至今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这3000年中，人们似乎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仍然非常厌恶和害怕死亡，并热衷于追求真正的和象征性的永生。死亡，“这个未经探索的国度”（这是哈姆雷特的说法），“没有旅人能够从那里回归”。对于有自我意识的人类来说，死亡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它感到担心。对于死亡的焦虑也许是非理性的，但是人类自己本身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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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是动物，跟其他所有生物一样，我们的生物学本能会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抗拒过早地死亡。在这个物竞天择的世界里，任何容易向死亡屈服的生命形式都会很快地被从地球生物基因库中清除出去。我们人类身体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系统，可以维持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正常运作下去。这些系统中就包括一个“大脑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当我们的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产生恐惧的感觉。在这个存在各种危险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恐惧感才能生存下去。同时，人类大脑皮层的进化和发展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受到伤害乃至死亡，而且我们的死亡是根本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控制好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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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不能被完全消除，那么消灭死亡本身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不会死去，那么人世间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了吧？但真的是这样吗？即使当代的“永生主义者”（immortalists），像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和雷·科兹威尔（Ray Kurzweil）等人，他们要么试图找出长生不老的秘诀，要么试图用机器部件替换人体器官，要么试图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闪存盘和云网络上。但是，即使他们的办法能够成功，他们也难以完全避免一些不可挽回的偶发性致命事故。今天看来，在坠机事件中，身亡是个巨大的悲剧，因为遇难者可能少活了几十年。假设我们将来可以实现“长生不老”或者“永生不死”的梦想，那么人们在坠机事件中被烧死则只会显得更加不幸，因为这些“长生不老”的“未来人”可能丧失了指数级别的生命岁月。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一个人类可以长生不老的世界里，对于死亡的焦虑似乎并不能被消除，反而只能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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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不可能消除死亡焦虑和死亡本身，那么我们还能做点儿什么呢？也许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他的诗中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生与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它并不像治疗小儿麻痹症或者发射登月飞船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每一代人都要基于他们所处的不同历史条件、知识水平和个人经历，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生与死”的问题。但是，从恐惧管理的角度来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在生活中处理关于死亡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死亡，并且还要接受我们必将死亡的现实。其次，我们可以用非破坏性的方式来加强我们对死亡的超脱感（sense of death 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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