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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少从经验中学到东西。要先学会客观地对待自己的艺术，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才能从经验中学到东西，也就是说，改变自己的方式。客观的艺术很少是自发地学到的，它通常来自教育或某种外在的影响。大部分人把经验融合到自己的方式里去。他们不自觉地这样活下去，结果合适的经验也真的出现了。童年的自卑状况的性质，以及它在以后的人生目标里的虚构的补偿的多少决定了人的经验。人如果完全了解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需要可以改变自己的目的，如果了解了自己行为中的好的与坏的东西，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自己灵魂的掌控者。研究个体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式，并改变它们，至少可以让小错误取代神经症行为的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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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优越目标成形了，每一个人在现实障碍允许的情况下，都会开始尽可能直接地去完成它。为了完成目标，每个人都会选择一组适当的工具，适当的价值尺度。我们称这些工具为个性特征，称整组工具为人格。人格可以看作是个人为了达到他的人生目标所选择的所有器具、设备。“人格分裂”理论在其他心理学里常用到，但只是一个虚构，用来描述某些心理现象，却不能说明它们。我们在开始时已经说明，人格是一个统一体；看起来是“人格分裂”的，实际上只是选择不同工具来应付不同情况而已。一个证券商人第一天在市场上扮演“牛”，第二天又扮演“熊”，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人格分裂。他的目标、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赚钱，只是用的工具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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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选择的具有代表性的工具随着他的体形、环境、生活的时代，以及所遇到的抗拒而不同。因此，一方面可以看到活跃进取者的侵略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圣者的温驯。在孩子的案例中，生活方式常常是由父母的特殊兴趣来决定的。牧师的儿子常是罪人，律师与警察的儿子常是罪犯，这都不是偶然的。抗议的孩子感觉被高高在上的父亲或母亲的人为权威压得喘不过气来，会很快找寻这个父亲或母亲的心理弱点，然后给以打击。如果哥哥在某方面很优秀，那么害怕在同一领域和他竞争的弟弟就可能到另外一个领域去。如果一个孩子跟随父亲的模式，那么和他在家里做声望竞争的另一个兄弟就几乎会被迫选择母亲作为他的理想者，同时在轻蔑第一个孩子的模式的过程中，沿着唯一留下给他的途径，发展他的安全与完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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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他的统觉架构，同时利用这一架构测试他的一切经验。他把这一人为发展的价值尺度用在每一项他遇到的经验上。普罗克拉斯提斯(2) （Procrustes）与他的名誉不好的床是最接近这一统觉架构的。如果这个人太矮，普罗克拉斯特斯会把来拜访他的人拉长，使其符合床的比例；如果身材太长，就把他的脚砍掉。同样，每一个人也会把他的每一项经验放在他的统觉程式的床上。为什么同一经验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解释。使用另外一个比喻，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某些人变成了残忍的人，把另一些人变成了被炮弹震撼的神经症患者，又把另外一些人变成热心而积极的世界和平工作者，还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则完全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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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心理病理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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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心理学是一门相对的、比较的科学；是一个标准性的律则体系。里面没有绝对的指令，没有万灵药，也没有个人得救的简单程式。可是提出一个相对的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标准是值得的，我们可以用它来比较神经症患者、罪犯与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如果冒险提出一个标准，那将是如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做一个完全的人，用对社会有用的生产工作来补偿他个人的弱点与童年的生活经验。这样的人会发展出诚实、诚恳与负责的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会关系会更加地扩展，他的有用性会更加明显，他的平衡性会更好，勇气会更大。他在行动、判断与工作上都会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的活动会受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需要支配。如果在他追求意义的奋斗中，还有剩下的野心与虚荣没有得到解决，他会把它们展现在对共同福利做出贡献的技巧上。他会把异性成员看作受尊崇的同事，和他们平等地享受人生的劳动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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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叙述得很简略，但是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大部分人远离了这一标准。只有很少的人把人类与人文主义当作他们的目标。许多人可以用下面的话形容他们的人生目标：“我希望能像神一样”“我一定得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一定得让大家都爱我”“要快乐，我一定要在性方面征服所有的女人（或男人）”“我希望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男性”“我希望花最少的力量得到能够获得的一切快乐”“我必须保护自己，不被周围坏人的阴谋伤到”“我必须逃避一切责任，回到青少年时期的儿童乐园里去”“我希望一生都做婴儿”“我必须用知识支配环境”“我必须总是生病，这样别人就可以照顾我”或者“我必须避免一切危险”。这些以及上千个类似的人生目标都是对童年情况的错误评估结果。孩子在开始时越觉得自卑，那么他的补偿性的优越目标也就越高，越接近神一样的想法。生病的孩子希望完全健康，贫穷的孩子希望富有，近视的孩子希望把世界看清晰。笨手笨脚的孩子渴望百分之百的灵活，被厌恶的孩子要求格外的、人类所没法给予的爱。无能的目标是无所不能。人的力量与安全来自于成长、发展，可是他的目标在他了解这个之前很久就已经定了，因此这一目标常是人的希望与活动所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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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个人有时会找到一种技巧，给予他已经达到目的的主观感觉。在这个时候，技巧就可能升级成为一个次要目标，手段支配目标的现象就可能出现。这时个人不再能看到原来的目标，而在以后的一生里会愚蠢地不断重复使用，扩大他所喜爱的这一工具，使得他没法做一个正常的人。例如，一个被惯坏的孩子感觉到失去了母爱，在他出生后最初几年的目标是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被溺爱的婴儿。现在他病得很严重，父母照顾他，又开始像他幼小时那样非常关心他、注意他。这一经验让他感觉到疾病的价值，它可以是一个获取权力的手段，一条实现理想的途径。他把疾病当成他的第二个目标，在面对每一个新的任务、决定、困难、障碍时，他都会使用同一手段，也就是说，都会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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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没有什么价值的工具提升为目标是一种技巧，它的悲剧性在于个人丧失了发展自己内部力量的真正机会——这种力量可能给予他客观的安全感。技巧在实用上有效，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个人知道，他用崇拜疾病的办法得到的主观安全感是虚假的，他心里有一种需要，要他加倍的努力，一再表述他的身体的不健康，这种需要让他感到痛苦，到最后，陷在忧郁症的自怜里，他不只失去了与世界接触的机会、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感，而且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神经症患者逃避生活的责任，最后他所付出的要远比负起责任的代价昂贵。神经症患者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中，害怕他的不自觉的诡计会被发现。他怕生活，也怕死亡。他成了一具活着的尸体，害怕会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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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腿断了不去参加赛跑，他不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一个神经症患者却要把整个一生都花在辩护上，为自己对朋友的缺乏兴趣、不负责任、没有成就、犹豫不决、拖延、过分小心、性变态、虚荣、野心、自怜辩护。每个人内在都有一种东西让他认识到作为人的重要性，在人的社会里贡献，体会合作的重要性。有人称它为良知，有人称它为超越的灵魂。名字不重要，但是神经症患者要不断地努力为自己的失败辩护，这证明它是存在的。每一个神经症患者都是用一个人为地（通常是不自觉地）制作、安排的“我不能”取代一个内在的“我不愿意”。说“我不愿意”会引起社会的批评，“我不能”不仅使患者有了很好的理由，而且把他失败的责任转移到团体身上去，同时患者也主观地觉得自己有理由，自己得到了开脱。神经症是一种自欺的手段，用一个痛苦的借口取代一个有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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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的神经症是以童年的“问题”作为开始的。每一个“问题”儿童都是一个潜在的神经症患者。但是“问题”儿童只会在“问题”环境里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对恶劣环境的正常反应。在对人性的无知表现得越彻底的地方，问题也就越多。心理卫生的整个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一个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勇敢努力地尝试解决的问题；他用他的方法防止儿童的不守规矩。这是阿德勒对近代社会的伟大贡献。其他的心理学家也了解神经症是在童年时候开始的，可是阿德勒发展出一种调查与去除这种童年的不守规则行为的技巧。个体心理学因此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心理治疗的系统，同时也发展成为社会学与教育学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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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神经症是在何时何地开始的？我们可以把神经症看作是一个虚假的生活方式在受到挫折之后的产品。换言之，一个对自卑情况做了错误解释的人，开始了一种不自觉地和现实、客观性、共同生活的法则激烈冲突的方式，然后在现实中碰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新的方式就是他的神经症。他不是为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辩护，就是在心理上绕过问题。在一些案例里，神经症产生的方式会使障碍的存在因为一个幻觉系统的出现而被否定。此外，神经症患者也可能产生想回到过去的问题和障碍都不存在时的情况，或者也可能采取复仇的形式，对周围环境里患者认为要对他的失败负责的个人采取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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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童年神经症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运作情形。一名独子在最初三年一直被溺爱，被非常小心地保护着；在此期间，他也经常有消化系统方面的毛病。现在，他第一次进幼儿园，面临如何适应这个小社会的问题。自然，他以前的生活使他在适应社会这一任务上表现得非常糟糕。他的生活方式是要支配环境，幼儿园是他经历的第一个挫折。过去，当他的父母不能让他满意时，他会用不吃饭的办法来还击，而父母也立刻会屈服。不吃饭是神经症的前身，因为孩子在误用一个生理上的毛病来表达对父母的抗议，来反击父母，使父母屈服。这个孩子现在要和幼儿园的二十个孩子在一起生活，成为这个团体中一个没有特权的普通成员，可以想象孩子在面对这样一个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时，会透过他的消化器官来抗议反击。他这样做了：他每天早上上学时在学校的台阶上吐。如果我们从起源、目标、手段的角度去调查这一行为，就立刻能了解它。孩子要使自己没有办法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他希望恢复到以前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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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孩在家里是长子，然后有了一个妹妹。妹妹因为长得很美，又喜欢讨好父母，在家庭情感上取代了哥哥的位置。男孩不了解情况，认为自己从“王位”上被推了下来，被一个女孩取代了，认为过去对他比较喜爱的母亲现在把他出卖了。慢慢地，这个男孩错误的人生目标在这种思想中成形了：“你对女人一定要小心。她们是虚假的。把所有的女人都看作你的敌人！”在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他追求这一不自觉的目标：他会残酷地挑逗所有的女孩，看轻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肯为女老师做事，过分强调自己的男性品质。他的普罗克拉斯特斯程式在下面的辩证法里成形了：“男性的就是好；女性的就是坏。”到了青少年时期，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对女人与其角色的错误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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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的成熟带来新的问题。神经症现在可以有好几个方向。如果一个仁慈的男老师给他很大的影响，或是找到一个男性朋友，给予他在与妇女关系中所没有的舒适与社区感，他很可能选择同性恋这种神经症。这时他会把他所有的爱移转给男人，因为在他的思维中，和一个女人相爱、结婚，形成一种正常人的结合似乎是不可能的。从这时起，他开始训练自己做一个同性恋者，避免和女人有任何关系，阅读尊崇男性之间的友谊的书籍以及其他讨论女人多变的书。他不知道这些书的作者也是一些失望的人，他们写书是要为自己的失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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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也可能把性的成熟看作另一个实现支配女人的工具，他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唐璜(3)（Don Juan），要征服每个女人，证明自己在性方面的优越。他会觉得性交也就等于令他的性伴侣屈服，依照他的新方式这种想法是一定会有的。在和女人的关系中，真正的快乐也一样不可能有。这种人对婚姻的结合没有兴趣，他只对追求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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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举一个小儿子的例子。他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哥哥姐姐都是很成功、适应得很好的孩子。和他们竞争让他感到恐惧，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梦幻世界，取代在他看来过于困难的真实世界。他害怕和其他孩子接触，因为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童话世界、一套私有语言、一个个人的价值与理想体系。不能和其他孩子交往，他在心里想象出许多怪异的朋友。他不能使用别人的语言，于是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语言。人格分裂的现象一定会在这样的孩子身上出现，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孤独地过活，因此，必然地，因为不能和其他孩子交往，他会创造想象中的伴侣，他们不给他带来任何危险，接受他的一切要求，同时和他的理想世界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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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孩子碰上学校里的一些真正问题时，当他发现在青少年时期，疾病的压力、紧张的情绪使得他追求意义的奋斗变得更加复杂时，不足为怪地，他会一方面发展出一种孤立、否定、与外界的关系受到限制等性质的性格，而另一方面则是内心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这类孩子中有些逐渐接受了人生，变成了诗人、梦幻者、剧作家、作家，有些变成了哲学家、心理学家。但是非常可能的是，如果某种不清楚的身体缺陷把他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时，他们会加入到州立医院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军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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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分裂、失语症、个人语言、消极主义、性变态，这些是许多学者在精神分裂症这一有趣的症候群里形容过的，有关它们的叙述是任何研究人性的学生都可以了解的——如果他能在这些现象里看到“没有希望”。一旦医生了解精神分裂症举止的整个逻辑，了解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向孤立与不负责任的目标迈进时，那么它是一个永远无法治疗的疾病的神话就不会存在了。许多精神分裂症的案例，如同阿德勒所表示的，是可以治疗的——如果医治患者的大夫能比他们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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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况与人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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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简略地描述一下生活方式的种类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描绘一下每个人在面对必须应付的问题时的情况是可能的。人因为与宇宙的关系，有三大问题是必须面对的。它们分别是社会、工作与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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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来自人的社会生活的生物必然性。每一个人如果希望做人，就必须接受某些共同的纽带，例如语言、理性、常识、同情一类明显之物，这样他才能肯定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社会是为个人的福利而存在的。要保证人天生的才能与力量的完全发展，那是最好的办法。第二个问题是工作的问题，是每个人必须维护社会架构的直接结果。个人必须对社会偿付利息，这一行为我们称为有用的工作。第三个问题来自人类的两性品质以及它可以在爱与婚姻的社会理念下得到最好解决的事实。爱与婚姻的外在形式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它总是和社会的共同福利有着明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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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可以比喻成一个有三个表演场的巨大马戏团，每个人都必须在里面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由个人依自己的判断决定的私人事件，只有靠团体与个人的具有保护性的相互贡献，社会才能存在。不过像任何其他马戏团一样，我们的马戏团在除了被称为宇宙的大帐篷下的三个主要表演场之外，也有各种边场。有些和主场比较接近，有些比较远。任何观看人生这一喜剧的人会发现许多人忙着在这些边场里表演，他们似乎比在三个主场里按部就班表演的人更为兴奋、激动。这些边场表演者就是那些神经症与精神病患者，他们用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欺骗自己与周围的人。展示他们的善意、无奈、不负责任、极端，并作为其抛弃主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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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认为这些边场的演员是在恶毒地逃避他们作为人的义务。他们不知道一切人的活动的内在一致性，因此才能继续以社会无用性作为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渴望地看着人生的三个主要表演场，对它的挑战没有准备，同时设法为自己没有能够在上面表演推脱责任。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会，如果……”以及“我知道，但是……”他们的整个神经症都表现在“如果”与“但是”里。他们保留意见，提出没法做到的条件，耸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同时让他们的朋友担负起维护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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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的开始阶段是由一种阿德勒称为“迟疑态度”的症候引进的。疑心、犹豫不决、拖延、悲观主义、看轻人生、焦虑、过分小心、夸张的野心（总是个人权力与支配方面的野心）、孤立、没有兴趣、不正常的疲倦、没有耐心，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品性，都可以在这一迟疑态度上看到。如果我们记得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我们可以由此推测这些品性的目的是什么。怀疑、摇摆不定、懒惰，不可以把它们看作个性的静态叙述。它们是有目的的动态工具，是要逃避人生的最后考验，是要缓慢地接近问题最后使它不可能得到解决，是要和人的正常活动保持距离，在完成这些目的方面，这些工具非常合适。正常与神经症的界限是部分重叠的，很难划分，但是，与人的正常活动和目标“距离”的远近是神经症严重程度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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