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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觉察的缺乏，正好勾勒了他们多半短暂的人生的悲剧。道德阻碍了他们去认清现实，真相一直埋藏在这些才华洋溢之人的身体中。他们无法看清他们其实将自己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了父母，虽然他们像席勒(12)那样为自由奋斗，像兰波与三岛由纪夫那样打破了所有（表面上的）道德禁忌，像乔伊斯(13)那样颠覆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美学标准，像普鲁斯特(14)看透了中产阶级（但却看不清自己依附在中产阶级的父母所造成的苦痛）。我就是要聚焦于这些面向，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以这种观点去探讨他们的著作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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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从我过去的书里抓取一些想法，和我在这里所叙述的新观点一起来探讨，并研究那些迄今未解开的疑问。虽然自威廉·赖希(15)与亚诺夫(16)以来的心理治疗相关经验一再地显示出，强烈的情绪是可以被唤醒的。但直到今日此现象才得以更彻底地被解释，这得归功于近代的大脑科学研究者，例如约瑟夫·E．勒杜(17)、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布鲁斯·D.佩里(18)以及其他学者。如今，一方面我们已经知道，身体拥有我们所经历过所有事情的完整记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多亏了与情绪相关的心理治疗工作，我们不再继续盲目地在孩子身上或在自己的伤口上恣意地进行某些心理治疗。因此，我才在本书的第二部，探讨现如今那些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力挺自身童年真相并看清父母的人们。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个心理疗程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治疗如果屈服于传统道德（这常常发生），成年个案还是无法从“应对父母抱持爱或感谢”的强迫性信念里解放出来，那么此疗程成功的可能性便会受到阻碍。储存在身体里面的真实感觉会继续被阻挡着，个案对此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自身的恶疾也会继续存在。我认为那些已经尝试过许多不成功的心理治疗的读者，很容易就能指认出这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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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道德与身体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中，我发现了另外两种面向，不像之前的宽恕议题，它们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其中之一是我自问：我们在长大成人后依然坚称爱父母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另一个令我震慑的面向是：身体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它童年时迫切需要但未能获得的滋养。我认为许多人的苦痛根源正是源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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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部，将以一种特殊语调，来谈身体如何对错误的养育方式展开自卫。身体需要的只有真相。只要真相不为人所知或一个人对父母亲真正的感觉持续遭到忽视，那么身体的病症就不会消失。我希望以简单的方式和日常的语言，来说明厌食症患者的悲剧，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法进行真正的情感交流，在后来的治疗过程中也忽视了这一方面。如果这些叙述能帮助一些厌食症患者更加了解自身状况的话，我会很高兴。除此之外，在《安妮塔·芬克的虚构日记》里，我更指出绝望的根源（这不只适用于厌食症患者）：尽管一再徒劳地寻求，童年时想与父母有真正沟通的愿望还是落了空。不过长大成人之后，一旦和其他人有了真正的沟通，就会放弃这种徒劳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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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成为牺牲品的传统，在大部分的文化与宗教之中都扎根甚深。同样的，在西方文化里也非常自然地肯定与包容这项传统。我们虽然不会像《圣经》里亚伯拉罕和艾萨克那样将子女献祭给上帝；但我们却早在子女出生时，以及在日后的整个教养过程中，要求子女必须爱我们、尊敬我们、重视我们、为了我们去获取成就、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总之，就是要求子女给予我们所有我们的父母拒绝给予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礼教与道德。孩子很少能作出选择，他们也许将终其一生被迫提供给父母某些东西，但他们自己却不曾有过也不认识，因为他们从未被给予真正的、无条件的爱，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迎合某些需求。即便如此，他们仍会竭力争取这种爱，因为即使长大成人了，他们仍觉得需要父母，而且尽管每每失望，还是一再地希望父母会对自己有真正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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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放下这种行为，它可能会变成这个成年人的灾患。因为很有可能他得到的只是假象、强迫、表象与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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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父母非常希望孩子能爱与尊敬他们，并用第四诫来将之合理化。我偶然看过一个相关的电视节目，所有受邀的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都说，我们必须敬爱自己的父母，无论父母曾经对我们做过什么。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就是这样被加强的，而且深信教义的信徒们并不明白他们长大成人后其实可以摆脱这种循环。在当今的知识之光下，我们看见第四诫其实是自相矛盾的。道德的体系虽然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却无法规定我们必须有什么感觉。真正的感觉既无法被制造出来，也无法被扼杀。我们只能压抑自己的感觉、对自己说谎以及欺骗我们的身体。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的大脑储存着我们的情绪，而情绪是可以被唤回、被感受的，并且幸运的是它们可以无害地转成有意识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幸运地找到一个知情见证者，就可以认清这些感觉的意义与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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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爱上帝，这样他才不会因为我的反抗和失望而惩罚我，并且会给予我他那宽恕一切的爱。这种对上帝的奇怪想法，同样表达了我们幼稚的依赖与需求。我们假设上帝会像父母一样渴望着我们的爱，难道这不是一种荒诞至极的想法吗？一个更高层次的存有，他仰赖着受到道德所操控的人为感觉。会将这种存有称为上帝的，可能只有那些绝不会质疑父母、或不去思索自己对父母无条件的依赖性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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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第一部·诉说与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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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宁愿病发而让你满意， 也不愿引你厌恶而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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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致母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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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一·对父母的敬畏及其悲惨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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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19)、卡夫卡、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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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这两位俄国作家的作品，对年轻时的我意义重大。对这两位作家的研究，让我明白解离的机制不只是当今才有的，它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完善地运作了。当我终于成功放弃对自己父母的幻想，并且看清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人生所造成的后果之后，我的双眼为事实睁开了，这些事实以前对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举例来说，我在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里看到，他的父亲原本是位军医，晚年时继承了一座庄园与上百名农奴。他父亲对待这些人的方式非常残暴，以至于后来被农奴所杀。这位庄园主的暴虐必定远超过一般限度，否则该如何解释一向怯懦的农奴宁可冒着被驱逐的风险，也不愿继续忍受这样的恐怖统治？可以想象，他的长子可能同样屈服于父亲的残暴之下。因此，我想看看这位写了很多世界名著的作家如何处理他个人的故事。我非常熟悉他在小说《卡拉马传夫兄弟们》里描写的那位铁石心肠的父亲，但我想知道的是他与父亲之间真正的关系是怎样的。首先，我在他的书信中寻找相关的段落。我读了许多他的信件，但却找不到任何一封他写给父亲的信。他唯一提及父亲的地方，可以证明作为儿子对父亲绝对的敬重与无条件的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其他人的信里，都在抱怨自身的经济状况，并请求财务的援助。对我而言，这些信件明显表达了一个孩子对生存状况持续遭到威胁的恐惧，他绝望地期待他的困境能被理解、能获得收件者的好心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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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皆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他长期失眠，并且抱怨他做的可怕的恶梦，这些梦可能显现了他童年的创伤，但他对此却不自觉。我们也知道他几十年来都为癫痫所苦，不过他的传记作家们却很少有人将他这种疾病的发作与童年的创伤连结在一起。他们同样不明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溺于轮盘赌博的背后，渴望着仁慈的命运。虽然他的妻子曾协助他克服赌瘾，但即便是她，也无法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情见证者，因为在那个年代谴责自己的父亲，比起今日绝对更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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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东·契诃夫的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我认为在他的短篇小说《父亲》中，他或许非常精确地描绘了自己父亲的形象。他的父亲过去是农奴，也是酒鬼。这篇小说恰恰描述了一个依靠儿子过活的酒鬼，他为了掩盖内心的空虚，拿儿子的成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他从未试着了解儿子究竟是怎样的人，也未曾展现任何情感或人性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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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被认为是虚构的小说，它可能是传记体的含义完全被从契诃夫的人生中割离出来。如果这位作家可以有意识地感觉父亲实际上是如何对待他的，或许他会感到羞愧不已或勃然大怒。不过在他那个时代这是无法想象的。契诃夫非但没有反抗父亲，反而负担着全家人的经济，即便在他早期收入微薄时亦然。他要负担父母在莫斯科的公寓，并一心一意地照顾父母与弟弟们。但在契诃夫的信件集里，我很少发现他提到有关父亲的事。一旦在信件中提到父亲，便会展现出这位儿子全然的同情与体谅的态度。我完全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显示他曾埋怨过年轻时几乎日日被父亲残暴殴打的事。契诃夫在30岁出头时，曾前往当时是流放地的库页岛待了几个月。根据他的自述，这是为了描写遭受咒骂、酷刑与殴打之人的生活。他自己其实也是这些人其中一份子的认知，大概也从他的意识里分离出来了。传记作家们将他44岁就英年早逝的原因，归咎于库页岛上可怕的生活条件和严寒的气候。但我们不该忘记，契诃夫和他更年轻就因病早逝的弟弟一样，一辈子都为结核病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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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不该知道》一书里，我提到了卡夫卡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生平，写作虽然帮助他们活下去，但却不足以完全解放那个被关在他们身体里的小孩，也不足以唤回他们失去的活力、敏感与安全感。这是因为这种解放过程中知情见证者是绝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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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卡夫卡有两位苦痛的见证者：米莲娜以及妹妹奥特拉，尤其是后者。他可以向她们倾吐，但却无法说出自己童年的焦虑与父母对他造成的痛苦。这仍是个禁忌。不过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写下了著名的《给父亲的信》。但他未能把这封信寄给父亲，而是交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忙转交。他在母亲身上寻求知情见证者的角色，希望母亲读了这封信最终能了解他的苦痛，并且愿意当他与父亲之间的中间人。但母亲却扣下了这封信，而且也从没跟儿子谈论信件内容。没有知情见证者的支持，卡夫卡无法面对自己的父亲。他太惧怕处罚的威胁了。我们只要回想他的短篇小说《判决》，就知道他实际上十分害怕这种威胁。可惜卡夫卡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他的人，让他可以克服恐惧，给父亲寄出这封信。如果他曾经这么做，或许能挽救自己一命。可惜他不可能独自跨出这一步，取而代之的则是身染肺结核，才40出头就撒手人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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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尼采身上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我在《回避之钥》与《拆掉沉默之墙》两本书里描述过他的悲剧。我认为尼采的大作是一种嘶吼，他寻求着摆脱谎言、剥削、虚伪与他个人的矫枉过正。但却没有人可以看出（尼采自己看到的最少）他早在童年就承受了许多苦痛。不过他的身体却一刻也未曾停歇地承受着重负。他在年轻时就得对抗风湿病，这种疾病与他剧烈的头痛绝对可归咎于对强烈情绪的压抑。他还患有许多其他病症，据说在就学期间，一年内就有上百种之多。没有人能察觉他因虚假的道德规范而受苦，这些道德规范是制约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和他一样处在相同的氛围里，但他的身体却比起其他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了谎言。如果有人能帮助尼采了解他身体的所知，他或许就不必因为直到生命尽头都不能看清自身真相而“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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