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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这个男人依旧被束缚在童年的处境中，在这种状态下，他必须服从租给他房子的父母的权威、意愿与力量，并由于害怕父母将他赶出去而看不到出路。这种恐惧如今依旧伴随着他；他一如往常地吃得过多，即便是在他努力节食的时候也一样。他对正确“滋养”——也就是不依赖父母以及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需求是如此强烈，其实这需要通过一种适当的方法去满足，而不是借由暴食来获得。食物永远也无法满足对自由的需求。暴饮暴食的自由并无法止住自主的饥饿感，它不能取代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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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烈亚斯离开之前，他坚定地说：“我今天要去发布一则征求租屋的广告，我确信自己不久后可以找到一间房子！”才过了几天，安德烈亚斯就告诉我，他已经找到房子了，比起他父母的房子，他更喜欢这间，而且他需要付的租金还更低。为什么他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想到这个解决办法呢？因为住在父母房子里的安德烈亚斯怀抱着希望，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从父母身上获得自己童年时期极度渴望的东西。但父母在他小时候拒绝给予的，就算在他长大成人后也不可能会给他。父母依旧待他如自己的财产，当他表达自己的心愿时从未倾听，对于他投入金钱改建房子而没有获得任何回馈一事，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他的父母，所以他们有此权力，安德烈亚斯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他和一位知情见证者对谈后，他才睁开了双眼，而我就是那个与他对话的知情见证者。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他让自己像小时候一样被压榨，而且还认为必须对此心怀感激。现在的他有能力放下幻想：父母终有一天会改变的。几个月后，安德烈亚斯写了封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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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要退租的时候，我的父母试着让我有罪恶感。他们不想让我走。当他们发现无法再强迫我的时候，他们提议要降低房租，并且还给我一部分我投入的金钱。这时我发现，受惠于此协议的人不是我，而是他们。对于这些所有的建议，我一项也没接受。不过这整个过程并非没有痛苦。我必须睁开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真相，而这是很痛的。我感觉到那个孩子的苦痛，我曾是那个孩子，这个孩子从没被爱过、从未被倾听、从未被关注、一直让人压榨，永远只是等待着、盼望着，期待会有转变的一天。现在神奇的是，我越去感觉，我的体重就越轻了，我不再需要依赖酒精来掩饰自己的感觉了。我的脑袋变得更清晰，偶尔当怒气来袭时，我知道它的对象不是我的小孩，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我的母亲与父亲，我现在可以抽走对他们的爱了。我意识到这种爱与我被爱的渴望没什么不同，它从未得到满足，我必须放弃它。我发现我不再需要像以前吃得那么多了，我也不会觉得过度疲累，我的精力又再度为我所用，这也显示在我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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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我对父母的愤怒减弱了，因为我现在会为自己做我所需要的事，而不再等着他们去做。我不再强迫自己去爱他们（何苦呢？），不再害怕他们死后我会有罪恶感。我猜他们的死亡将会给我们彼此带来一种解脱，因为我们彼此虚伪的样子不会再出现了。不过我现在也已经开始尝试去脱离这种感觉了。我给我父母的信越来越实际和真实，他们因而感到痛苦，因为这些信没有以前的那种情感。他们希望我能回到我以前的样子。我办不到，而且我也不想这么做。我不想再继续扮演他们在那出戏里强迫我要扮演的角色了。在经过长时间地探索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心理治疗师，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希望在他那里可以像和您对谈时那样，开诚布公地说话，不要掩饰真相，即便是我自己的真相也一样，而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做出了离开那间房子的决定，那间房子将我绑在那些永远也无法达成的希望上，绑了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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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为一场质疑第四诫的讨论会作过引言，我问道，曾对童年的我们施以虐待的父母，我们对他们的爱是由什么组成的？答案不用长思便很快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感觉被举出来：对年老的、多病之人的同情；感谢从他们那里获得生命，以及那些没遭到鞭打的日子；害怕成为坏人；必须原谅父母的行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大人等。那是一场激烈的讨论会，会中各人提出的意见都相互质疑。其中有一位名叫鲁丝的女性与会者，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坚定态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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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用我的人生证明第四诫是场骗局。因为自从我不再受制于父母的要求，不再去满足他们那些说出口或未说出口的期待之后，我觉得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健康。我的病痛消失了，我不再被孩子们激怒，现在的我觉得那一切都是因为我想遵从第四诫所以才会发生，这对我的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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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丝认为第四诫之所以有力量可以操控我们，是因为它支撑着恐惧感与罪恶感，这些感觉是父母很早就灌输给我们的。在鲁丝认清自己其实根本不爱父母之前，她很焦虑，她想去爱父母，而且她和父母都被这种爱的感觉欺骗了。一旦她接受了自己的真相，恐惧便离她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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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不必爱你的父母，不必尊敬他们。如果他们曾经伤害你，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去感觉自己感觉不到的东西。强制和强迫从来就没衍生出什么好东西。就你的状况来说，强制和强迫会引发毁灭，而你的身体将就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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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们有时候一辈子都服从着一种幻象，以教育、道德或宗教之名强迫我们去忽视我们与生俱来的需求。它压抑、对抗这些需求，导致最后以生病的方式付出代价，我们既无法了解这些疾病的意义，也不愿去了解，并且试着以药物来控制病症。当病患借由心理治疗让被压抑的情绪觉醒了，因而有幸成功地找到通往真实自我的入口，就像戒酒无名会发挥的激励作用一样，有些心理治疗师就会把这归于“更高的力量”。他们借此让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感觉什么是对自己好、与什么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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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自己为例，我的这种信心从一出生时就被父母丢了。我必须借由母亲的双眼去看、去评判所有我感觉到的事物，而我自己的感觉与需求则被扼杀了。因此，我感觉自己的需求与满足需求的能力严重丧失。举例来说，我必须花掉我这辈子48年的时间才发觉我有绘画的需求，并且允许自己去满足这种需求，直到确立这种需求。要我接受我有权不去爱父母，花的时间则更久了。我越来越清楚地察觉到，被迫去爱某个损及我人生的人，对我的伤害更深。因为它让我远离了我的真相，强迫我欺骗自己，去扮演一个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迫接受的角色——一个“好女孩”的角色，她必须服从那些伪装成教养与道德的情绪要求。我越忠于自我、越能接受自己的感觉，我的身体就越能清楚地发声，同时引领我帮身体表达出它与生俱来的需求。我能够停止参与其他人的游戏，停止告诉自己只看父母好的一面，停止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断迷失自己。我可以自己决定要长大了。而且，不再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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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亏欠我的父母任何感激，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期待我的降临。这场婚姻是双方家长强迫他们接受的。我被两个听话的孩子在没有爱的基础下制造出来，他们背负着顺从自己父母的义务，并且将一个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孩子带到这世上来。祖父母希望他们生男孩，然而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几十年来都试着尽她所能来让他们快乐。这其实是个毫无希望的尝试。不过，身为一个想存活下去的孩子，我除了努力去做之外，别无选择。我一开始就收到了一项盲从的任务，就是要无条件地给予我的父母肯定、关注与爱，这些都是我的祖父母没有给他们的东西。如果我的努力成功了，就必须放弃我自身感觉的真相。尽管付出了努力，但我一直有很深的罪恶感，因为我的任务无法完成。除此之外，我也对自己有所亏欠。我开始有这种感觉是在我撰写《幸福童年的秘密》一书时，许多读者都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几十年来我仍然试着完成我父母交付的任务，即使我已成年。我也试着为我的伴侣、朋友以及我的孩子们做这些。每当我试着摆脱拯救其他人脱离迷惘的责任时，罪恶感几乎快让我活不下去。直到人生很后期我才终于成功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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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除我对内化父母的依附这条路上，抛弃感激之心与罪恶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不过还有其他步骤也必须做到，主要是放弃期望我在和父母的关系里错失的东西——开诚布公的情感交流、自由的沟通等，放弃这些终有一天可能会实现的期待。上述这些，也许在我和其他人之间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只有在我了解童年的所有真相之后才有可能。并且，我得理解要和我的父母敞开心扉地沟通是多么难以想象，以及我小时候因此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直到那时起，我才找到了可以理解我的人，我能对着这些人敞开心扉且自由地表达。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我可以想象对那些父母仍健在的人来说，这条路更艰巨。源自童年的期待，可能会强烈到人们愿意放弃所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只为了达成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不想失去爱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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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卡尔这样形容他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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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母亲，但她不相信我，因为她把我和父亲混淆了，父亲曾折磨过她。但我和父亲不一样。她让我很生气，但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怒气，因为如此一来她就能证明我和我的父亲一模一样，但这不是真的。于是，我必须克制住我的怒气，不让她找到理由证明她的想法是对的；可是我这么做之后，我却感觉不到对她的爱，只剩下恨了。我不想要这种恨，我希望她能以我的样子来看待我并爱我，而不是像对我父亲那样去恨我。我究竟该怎么做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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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让别人高兴而去做事，则永远无法做出对的事。人只能做自己，而且也无法强迫父母爱我们。这世上有一种父母，只会爱自己孩子的假面。一旦孩子揭下面具，他们常常就会说出前面安德烈亚斯的父母对他所说的话：“我只希望你回到以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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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赢取”父母之爱的幻象，只会经由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维持。如果人们决定正视所有与真相有关的部分，并放弃透过酒精、毒品与药物而培植起来的自我欺骗，幻象便会崩毁。35岁的安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问我：“我妈妈一再地对我说：‘除了让我看到你的爱，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你以前会这么做的，但你现在变了。’我该怎么回答她呢？我其实想回复她：‘是的，因为我现在觉得以前没有真诚地对待你。现在我只想当一个真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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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安娜：“这样说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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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回答道：“没错，我有权利站在我的真相这一方。而且其实她也有权利从我这里得知她感觉到的是事实。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同情心却阻止了我对母亲坦诚相待。我觉得她很可怜，她小时候从没有被爱过，因为她一出生就被送走了。她依靠着我的爱，而我不想从她身边抽走这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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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是独生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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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她有五个孩子，每个孩子都用他们能做到的方式去伺候她。不过这显然还不足以填满她那个自幼就存在的感情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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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认为你可以用谎言填满她的空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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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是办不到的。你说得没错。为什么我要出于同情而给她我根本感觉不到的爱呢？我究竟为什么要欺骗她呢？这对谁有益呢？我以前一直生病，但自从我觉得在感情与金钱上遭到了母亲的勒索，并因此能承认自己其实根本不爱她之后，我就不再生病了。但要告诉她这些，还是会让我觉得害怕，现在我会自问，我想透过同情给她的是什么呢？除了谎言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我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亏欠，所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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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愿意像我在这里所尝试的，正视“爱”里的各种成分：感谢、同情、幻象、否认真相、罪恶感、掩饰——这些全都是组成依附关系的各种成分。而不正确的依附关系常常会让我们生病，也无法使父母得到任何真正的好处，一大部分人都把这种病态的依附视为爱。每当我提出这种观点，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焦虑与反抗。但当我成功地在讨论时详细地解释我的意思之后，这种反抗就会快速消逝，很多人甚至会得到令自己也讶异的启发。我曾遇过一个人说：“没错，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果告诉父母我对他们真正的感觉会害死他们呢？我有权利去感觉我所感觉到的。这无关乎报复，而是诚实地面对彼此。为什么在学校的宗教教导里，诚实被高举为抽象的概念，但在和父母的关系里，诚实却完全被禁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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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如果我们能诚实地和父母说话，那该有多好啊！至于他们会因此有何感想，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尤其是那带领我们通往自身真相的身体而言，这或许是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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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本能一再地让我感到讶异。身体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毅力与智慧对抗着谎言。道德与宗教上的要求无法欺骗它、混淆它。小孩子被强迫灌输道德，他们是因为爱着自己的父母才会接受道德的喂养，但却在求学时期就罹患上无数的疾病。当他们长大成年后，利用自己出众的才智对抗传统道德，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作家，但他们对自己家人的真正感觉，早在求学时期就被疾病遮掩了，持续阻碍着他们的身体发育。席勒与尼采的状况即为实例。最终，他们成为了父母的牺牲品，把自己奉献给父母对道德与信仰的想法，即便他们成年后彻底看清了“社会的谎言”亦然。对他们来说，要看到自己透过自我欺骗，认清是他让自己成为了道德的牺牲品，比起撰写哲学论文或构思大胆的剧作还要困难。但只有透过发生在个人内在的过程，而不是透过和身体分离的思想，才能在我们心灵里产生创造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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