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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赢取”父母之爱的幻象，只会经由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维持。如果人们决定正视所有与真相有关的部分，并放弃透过酒精、毒品与药物而培植起来的自我欺骗，幻象便会崩毁。35岁的安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问我：“我妈妈一再地对我说：‘除了让我看到你的爱，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你以前会这么做的，但你现在变了。’我该怎么回答她呢？我其实想回复她：‘是的，因为我现在觉得以前没有真诚地对待你。现在我只想当一个真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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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安娜：“这样说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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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回答道：“没错，我有权利站在我的真相这一方。而且其实她也有权利从我这里得知她感觉到的是事实。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同情心却阻止了我对母亲坦诚相待。我觉得她很可怜，她小时候从没有被爱过，因为她一出生就被送走了。她依靠着我的爱，而我不想从她身边抽走这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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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是独生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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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她有五个孩子，每个孩子都用他们能做到的方式去伺候她。不过这显然还不足以填满她那个自幼就存在的感情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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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认为你可以用谎言填满她的空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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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是办不到的。你说得没错。为什么我要出于同情而给她我根本感觉不到的爱呢？我究竟为什么要欺骗她呢？这对谁有益呢？我以前一直生病，但自从我觉得在感情与金钱上遭到了母亲的勒索，并因此能承认自己其实根本不爱她之后，我就不再生病了。但要告诉她这些，还是会让我觉得害怕，现在我会自问，我想透过同情给她的是什么呢？除了谎言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我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亏欠，所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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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愿意像我在这里所尝试的，正视“爱”里的各种成分：感谢、同情、幻象、否认真相、罪恶感、掩饰——这些全都是组成依附关系的各种成分。而不正确的依附关系常常会让我们生病，也无法使父母得到任何真正的好处，一大部分人都把这种病态的依附视为爱。每当我提出这种观点，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焦虑与反抗。但当我成功地在讨论时详细地解释我的意思之后，这种反抗就会快速消逝，很多人甚至会得到令自己也讶异的启发。我曾遇过一个人说：“没错，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果告诉父母我对他们真正的感觉会害死他们呢？我有权利去感觉我所感觉到的。这无关乎报复，而是诚实地面对彼此。为什么在学校的宗教教导里，诚实被高举为抽象的概念，但在和父母的关系里，诚实却完全被禁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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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如果我们能诚实地和父母说话，那该有多好啊！至于他们会因此有何感想，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尤其是那带领我们通往自身真相的身体而言，这或许是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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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本能一再地让我感到讶异。身体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毅力与智慧对抗着谎言。道德与宗教上的要求无法欺骗它、混淆它。小孩子被强迫灌输道德，他们是因为爱着自己的父母才会接受道德的喂养，但却在求学时期就罹患上无数的疾病。当他们长大成年后，利用自己出众的才智对抗传统道德，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作家，但他们对自己家人的真正感觉，早在求学时期就被疾病遮掩了，持续阻碍着他们的身体发育。席勒与尼采的状况即为实例。最终，他们成为了父母的牺牲品，把自己奉献给父母对道德与信仰的想法，即便他们成年后彻底看清了“社会的谎言”亦然。对他们来说，要看到自己透过自我欺骗，认清是他让自己成为了道德的牺牲品，比起撰写哲学论文或构思大胆的剧作还要困难。但只有透过发生在个人内在的过程，而不是透过和身体分离的思想，才能在我们心灵里产生创造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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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能幸运地感觉到爱与理解的人们，将不会有真相的问题。他们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能因而受惠。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所占的比例有多高，我只知道体罚依旧是被默认的亲子教养方式。自认为是民主与进步典范的美国也有22个州依然持续允许学校体罚，他们甚至越来越强力地为家长与教育者的这种“权利”辩护。他们甚至不知道认为可以靠着身体暴力去教导孩子民主的想法有多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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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接受过体罚这种形式教养的人，为数并不多。对于所有接受过体罚的人来说，他们很早就压抑了对残忍的反抗；他们只能在我称之为“内在不坦诚”的状态下长大。这可以在任何地方观察到。假设有人在谈话时说：“我不爱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一直侮辱我。”她将立刻从四面八方得到同样的建议：如果她想长成真正的大人，她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如果她想保持健康，她就不能心怀恨意；她唯有原谅自己的父母，才能脱离仇恨；没有完美的父母——所有父母偶尔都会犯错，我们必须容忍他们，而这是当我们真正长大成人时就能够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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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之所以听起来那么有说服力，只是因为我们从很久以前就被灌输着，而且也深信不疑。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这类建议所依据的都是错误的先决条件。例如，宽恕可以让我们摆脱仇恨，这并不是事实，宽恕只会帮忙遮住仇恨，并且在无意识里强化了仇恨。我们的宽容心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正好相反，孩子会容忍父母的荒唐行径，是因为孩子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且他们无法保护自己去对抗那些暴行。直到长大成人后，我们才会真的为不自由与束缚所苦，但这种痛苦却是他在与其他人的关系里感觉到的，例如与自己小孩的关系，或是与伴侣的关系。童年对父母的无意识恐惧，制止我们去看清真相。并不是仇恨让人生病，让人生病的是压抑的、解离的情绪，而不是有意识地体验到的、表达出来的感觉。身为成年人，我们只有在走不出某种情况时才会感觉到仇恨，也就是无法自由地表达自身感觉的情况中。就是这种依赖，让人开始去恨。一旦解开了依赖（身为成年人，多半可以办得到），一旦摆脱奴性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再感觉到仇恨。然而，一旦恨意出现了，若像所有宗教规定的那样去“禁止”恨意，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了解恨意，以便对这种行为做出选择，也就是让人们摆脱会滋养仇恨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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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从小就与自身真正感觉分离的人们来说，他们当然会依赖教会这类机构，并任其决定自己能有哪些感觉。在大多数例子里，能感觉到的显然少之又少。可是我无法想象这种状况竟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某时某地，将会出现反抗，当个人找到勇气去克服他们可以理解的恐惧，去诉说、感觉并公开自己的真相，而且以此为基础和他人交流时，这种状况就会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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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知道孩子为了求生，可以激发多少能量去对付暴行与极度的虐待，事情就突然变的比较乐观了。然后人们就能轻易地想象，如果这些孩子（像兰波、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能将他们那几乎永无止境的能量，用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事情上，而不是为了生存而奋斗的话，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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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三·身体是真相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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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伊丽莎白表示，她的父母曾带给她极大的痛苦，而她最终成功地摆脱了这种痛苦。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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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在我小时候严重地虐待我。只要有什么不合她意的，她就会挥拳打我的头、推我去撞墙、拉我的头发。我没有机会阻止她，因为我从来就无法理解她脾气爆发的真正原因，好让我下次能躲开。因此我用尽最大的精力，在母亲脾气来袭的最初阶段，就察觉到她最细微的情绪起伏，希望顺她的意避免她又发飙。我偶尔能成功地避开，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无法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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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得了忧郁症。我找了一位心理治疗师，告诉她许多我童年的事。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她看起来很认真地倾听，而我则大大地减轻了负担。有时候，她会讲些我不喜欢听的话，但我都能像往常那样不去理会我的感觉，并且去适应心理治疗师的态度。她似乎受到东方哲学的强烈影响。起先，我认为只要她能倾听我的心声，这应该不会妨碍到我。但没过多久，这位心理治疗师就企图说服我，如果我不想一辈子都背负着仇恨的话，我就必须与母亲和解。我因为非常生气而终止了心理治疗。我告诉过这位心理治疗师，我对我母亲的感觉，我知道的比她知道的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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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需聆听自己的身体即可，因为我每次和母亲碰面后，一旦压抑下自己的感觉，都会引发严重的症状。我的身体显然是无法被收买的，我觉得它对我的真相非常清楚，比我自己的自我意识还要清楚，它知道所有我在母亲身边经历过的事，它不允许我为了传统规范而拖鞋。一旦我认真看待并听从身体传达的讯息，我就不再会犯偏头痛或坐骨神经痛，也不会再觉得孤立无援了。我找到一些可以听我诉说童年的人，他们了解我，因为他们也背负着相似的记忆，而我则不会再去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协助。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个能让我畅所欲言的人，此人不强迫灌输我道德训诫，这将帮助我整理我痛苦的记忆，那该有多好啊！不过我已经透过几个朋友的帮助走在这么做的路上了。我比过去更接近自己的感觉，我可以在两个谈话团体里表达我的感觉，并且尝试会让我觉得舒服的新得沟通方式。自从我这么做之后，我的身体几乎没有病痛，也不再有忧郁症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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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的信里看来充满了信心，所以一年后收到她的另一封信，我并不觉得讶异，信中她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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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再去寻求新的心理治疗，而且我觉得很好。这一年来，我没见过我母亲，也没有这么做的必要。她在我小时候所做的残忍行为，那些记忆是那么的鲜明，致使我不再幻想、也不再期望可以从她那里获得我小时候可能非常需要的东西。即便我偶尔会惦念这些，但我知道完全不需要去寻找它们。我并没有像我的心理治疗师所说的那样心怀恨意。我不觉得自己恨母亲，因为我在情绪上不再依赖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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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那位心理治疗师不理解这点。她想让我摆脱我的恨意，她不知道她自己其实在无意间将我推入了仇恨之中，这种仇恨正表达了我过去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会再次创造仇恨。如果我听从了那位心理治疗师的建议，恨意将会再度浮现。如今，我不再需要承受伪装之苦，这是为什么我心中没有恨了。如果我没有适时地离开那位心理治疗师，我和她可能就必须继续面对那个依赖的孩子心中一再出现的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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