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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男人公正，女人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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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系统崩盘，一时间每个人都想亲手杀死身边的银行家。示威游行的人们对着那些西装革履的魔鬼代言人的画像大声诅咒，烧毁它们，高高挂到路灯杆上。当游行队伍经过工作场所时，银行甚至会警告自己的雇员留在家里别来上班或是低调着装，以免愤怒的示威者有机会亲手抓住一名真正的交易员。尽管吊死他们也不会让损失的金钱去而复返，但这种行为带来的满足感却和得到了赔偿相差无几。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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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队研究者做了一项相关实验，他们在被试做一系列游戏时测量他们的大脑活跃程度。27而被试不知情的是，他们的对手是被安排过的，有一部分人会公平游戏，而有一些则会作弊。游戏规则如下：如果你的对手公平游戏，你们两个就有可能都会赚到钱；但如果他作弊，那么他会赚得更多，而你会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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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中，研究者会电击参与者的手，电流很小，但是可以体验到痛感。当一名公平参与游戏的玩家被电击时，被试大脑中相同的区域也会有反应，就像他们自己感受到了疼痛一样。但当作弊者被电击时，这种同情反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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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大脑中有一个叫作伏隔核的区域，通常参与到愉悦感相关的活动中。举例来说，如果你赢了钱，伏隔核就会兴奋起来。但研究者却发现，当被试看到作弊者受到惩罚时，伏隔核的神经细胞也会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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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验结果还有一点小小的微妙之处。关于银行业有一项不太严重的批判就是，它们的女性雇员比例较低。我不清楚性别平等会不会让抗议队伍焚烧画像时感觉更好，或是吊死女性金融从业者是否可以节省绳子的长度。但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不同性别对他人收到电击伤害的反应确实有所差异。我前文中所提到的结果都是男性被试的实验数据，而女性被试会对所有遭受电击的人都表现出同情，哪怕是对作弊者也是如此。尽管同情程度不如对那些公平的玩家，但并非毫无感觉。同时，看到作弊者受惩罚就会幸灾乐祸的反应也仅仅出现在男性被试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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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被憎恨着的银行家，这些结果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在这场浩劫之后，他们应该会非常关注女性就业的某一方面问题。至少，他们会发自内心地希望，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职位是由女性来担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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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道德归道德，理性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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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没有实验室，因此他们用思维实验取而代之。在雅典的晚宴上，或是伴着烟斗和波尔多葡萄酒的剑桥，他们想象出一幅场景，然后描绘各种可能性。然后他们会制定出一些规则，来解释这些思维实验中出现的结果。接下来，他们会制造出更多的情境，拷问自己的规则系统。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组就是电车难题和天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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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你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一名警察。某天你接到一条线索，吉米·哲学家·里卡（假人名）为了报复警方对他妓院的突袭，把六个人绑架到了火车道上。你赶到现场，发现有五个人被绑在了一条铁轨上。火车尖啸着越来越近，铁轨就在你脚下震动。你向尖叫的受害者跑去，发现只要把火车转到另一条侧轨上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然而当你准备扳下变轨手柄时，你看见了第六个人：他被绑在了备用的侧轨上。火车已经近在眼前，如果你无所作为，玫瑰岗公墓[1]又会增加五座墓碑。你要不要扳下手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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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会说你应该这么做，而且应该当机立断。这大概是最基础的道德计算的一个例子了：五个人的生命更胜于一个人的。但另一个类似的场景会对这种理性提出质疑。现在切换一下场景，想象一下你是赶到了一座可以俯瞰铁轨的天桥上。仍然有五个受害者被绑在火车即将驶过的铁轨上。而在你身边，同样目睹着这场即将到来的悲剧的，还有一个非常胖的人。火车汽笛的鸣响声里，他不停地抬手擦去额头上冷汗。你打量着他，发现这确实是个大块头。如果你把他从桥上推下去，毫无疑问他会死。但他也会挡住火车，铁轨上的五个人就会得救。那么这次，你会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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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变成了不。也许区别就在于，在第二个场景中，你把一个人当作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在第一个场景中，被牺牲者只是不幸处于了那个位置，而非他的死亡本身拯救了其他人。想要弄清这是否是决策背后的原因，就要引入第三种电车难题了。在这一场景中，火车在环形轨道上行驶，六个人被绑在轨道上。五个是瘦子，最后是一个胖子。火车按顺时针方向行驶。火车会压过五个受害者，但他们的尸体会绞在车轮里，让火车停下来。最后的胖子就会幸免。现在你有机会改变火车的行驶方向，让它变成逆时针行驶。胖子会最先被火车撞到，但其他五个人就可以活下来。在这个场景中，选择改变方向就是将一个人的生命作为拯救其他五个人的手段，但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绝境中的最佳选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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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思维实验进行思考，并询问人们在各种场景中的选择，显示我们大多数人做出的道德选择并不能用任何哲学体系或原则加以解释。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套理性规则用来做出道德决策，我们也并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而这本身就说明它其实并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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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芝加哥一处大众墓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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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道德？主要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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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约书亚·格林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同样的电车难题和类似的两难道德困境进行了实验。29但他们这次没有再试图建立起一套拜占庭法典般的规则来解释我们的理性，而是在被试回答问题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他们认为将一个大块头从天桥上推到铁轨上，会比改变火车方向来牺牲他造成更大的反感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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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的，当面临情绪上的困惑时，大脑中同情绪相关的区域会更加活跃。然而，研究者同时也关注了那些与简单决策相关的脑区，和情绪道德都无关的，例如在商店购物或是计算参加会议的最佳旅行方式时会用到的位置。这些脑区在处理低情绪相关的伦理问题时会被激活，例如设计疫苗接种程序。疫苗的接种可以预防致命疾病，但副作用可能会造成少量死亡案例。而在高情绪相关的伦理问题中，这些脑区就不太活跃了。例如杀死一名人质，以拯救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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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题提出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和困境之间产生距离时，我们会更容易接受多数人利益高于少数人的原则。但当我们不得不想象亲手将一个大块头推向死亡，闷死一个孩子或是砍下一个人的头时，我们对于两难困境的选择就会截然不同。似乎我们是有道德准则的，但它们只在情绪不参与其中时才会起效。的确，情绪反应异常的脑损伤患者会更倾向于遵从道德计算，为拯救数量最多的人而选择背书，哪怕必须做出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选择让一位儿童去死。30但重要的道德困境往往都会触发情绪，而这时的普通人就会让情绪介入到道德决策中，而将准则置之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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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直以来，哲学家真正在做的，就是用他们那些更加复杂的规则，将无关情绪的冷冰冰的决策与那些感性无法置身事外的决策区分开来。他们正在尝试着把情绪影响我们决策的方式也打包封装起来，建立起一套情绪的准则。但不同人的情绪反应各不相同。没有任何哲学家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上千年，可还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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