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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道德归道德，理性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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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没有实验室，因此他们用思维实验取而代之。在雅典的晚宴上，或是伴着烟斗和波尔多葡萄酒的剑桥，他们想象出一幅场景，然后描绘各种可能性。然后他们会制定出一些规则，来解释这些思维实验中出现的结果。接下来，他们会制造出更多的情境，拷问自己的规则系统。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组就是电车难题和天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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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你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一名警察。某天你接到一条线索，吉米·哲学家·里卡（假人名）为了报复警方对他妓院的突袭，把六个人绑架到了火车道上。你赶到现场，发现有五个人被绑在了一条铁轨上。火车尖啸着越来越近，铁轨就在你脚下震动。你向尖叫的受害者跑去，发现只要把火车转到另一条侧轨上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然而当你准备扳下变轨手柄时，你看见了第六个人：他被绑在了备用的侧轨上。火车已经近在眼前，如果你无所作为，玫瑰岗公墓[1]又会增加五座墓碑。你要不要扳下手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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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会说你应该这么做，而且应该当机立断。这大概是最基础的道德计算的一个例子了：五个人的生命更胜于一个人的。但另一个类似的场景会对这种理性提出质疑。现在切换一下场景，想象一下你是赶到了一座可以俯瞰铁轨的天桥上。仍然有五个受害者被绑在火车即将驶过的铁轨上。而在你身边，同样目睹着这场即将到来的悲剧的，还有一个非常胖的人。火车汽笛的鸣响声里，他不停地抬手擦去额头上冷汗。你打量着他，发现这确实是个大块头。如果你把他从桥上推下去，毫无疑问他会死。但他也会挡住火车，铁轨上的五个人就会得救。那么这次，你会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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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变成了不。也许区别就在于，在第二个场景中，你把一个人当作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在第一个场景中，被牺牲者只是不幸处于了那个位置，而非他的死亡本身拯救了其他人。想要弄清这是否是决策背后的原因，就要引入第三种电车难题了。在这一场景中，火车在环形轨道上行驶，六个人被绑在轨道上。五个是瘦子，最后是一个胖子。火车按顺时针方向行驶。火车会压过五个受害者，但他们的尸体会绞在车轮里，让火车停下来。最后的胖子就会幸免。现在你有机会改变火车的行驶方向，让它变成逆时针行驶。胖子会最先被火车撞到，但其他五个人就可以活下来。在这个场景中，选择改变方向就是将一个人的生命作为拯救其他五个人的手段，但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绝境中的最佳选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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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思维实验进行思考，并询问人们在各种场景中的选择，显示我们大多数人做出的道德选择并不能用任何哲学体系或原则加以解释。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套理性规则用来做出道德决策，我们也并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而这本身就说明它其实并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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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芝加哥一处大众墓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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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道德？主要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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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约书亚·格林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同样的电车难题和类似的两难道德困境进行了实验。29但他们这次没有再试图建立起一套拜占庭法典般的规则来解释我们的理性，而是在被试回答问题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他们认为将一个大块头从天桥上推到铁轨上，会比改变火车方向来牺牲他造成更大的反感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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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的，当面临情绪上的困惑时，大脑中同情绪相关的区域会更加活跃。然而，研究者同时也关注了那些与简单决策相关的脑区，和情绪道德都无关的，例如在商店购物或是计算参加会议的最佳旅行方式时会用到的位置。这些脑区在处理低情绪相关的伦理问题时会被激活，例如设计疫苗接种程序。疫苗的接种可以预防致命疾病，但副作用可能会造成少量死亡案例。而在高情绪相关的伦理问题中，这些脑区就不太活跃了。例如杀死一名人质，以拯救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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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题提出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和困境之间产生距离时，我们会更容易接受多数人利益高于少数人的原则。但当我们不得不想象亲手将一个大块头推向死亡，闷死一个孩子或是砍下一个人的头时，我们对于两难困境的选择就会截然不同。似乎我们是有道德准则的，但它们只在情绪不参与其中时才会起效。的确，情绪反应异常的脑损伤患者会更倾向于遵从道德计算，为拯救数量最多的人而选择背书，哪怕必须做出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选择让一位儿童去死。30但重要的道德困境往往都会触发情绪，而这时的普通人就会让情绪介入到道德决策中，而将准则置之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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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直以来，哲学家真正在做的，就是用他们那些更加复杂的规则，将无关情绪的冷冰冰的决策与那些感性无法置身事外的决策区分开来。他们正在尝试着把情绪影响我们决策的方式也打包封装起来，建立起一套情绪的准则。但不同人的情绪反应各不相同。没有任何哲学家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上千年，可还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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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道德总是理由，而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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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具争议性的一大道德议题就是死刑的废留。辩论双方都持有强有力的论点。对于部分人来说，死刑是公正社会的根本基础。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其视为残酷和不文明的标志。而对心理学家来说，它则提供一种看待行为中动机驱动论证的有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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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工作者征集了一批死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给他们出示一系列针对死刑是否具有威慑性的研究结果。31这些研究是研究者设计的，但结果却显得似是而非。部分结果明显支持死刑具有威慑力，可以恐吓潜在杀人者。例如恢复了电椅刑罚的州谋杀率有所下降。而另一部分结果则显示死刑并没有威慑效果，例如对比相邻州之间的数据，对杀人者处以注射死刑，电刑或是枪毙的州反而谋杀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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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的支持者发现，否认死刑威慑力的研究毫无可信度。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导致了这种观点。（而这恰恰可能是一项有力的论点，即他们已经对己方观点的相关研究了解甚深，因此一项对立研究并不能使天平倾斜过去）他们认为研究设计薄弱，甚至可以指出瑕疵之处。例如研究覆盖的时间周期不够长，或是脱离环境地单独拿出了谋杀率，那里明明应该考虑所有犯罪率。同样是这群人，认为那些支持了死刑威慑力的研究结果就很说得过去，甚至还可以解释这些研究设计的精妙之处。然而，反对者则对同样的材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指摘那些证明死刑威慑力的研究中方法多有漏洞，并宣称支持他们原有立场的研究设计更完善，也更可信。之前我们就提到过，我们会先选择支持哪位政治家，然后再找出理由支持他们的立场，而非真正被论点所说服。这就是我们的道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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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相互冲突的信息，每一方都相信证据支持了自己的原有立场。他们的论证并没有真正用于判断死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是用来解释数据如何支持了他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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