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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铁棒在菲尼亚斯·盖奇头骨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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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大脑区域（包括边缘系统）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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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沙赫特-辛格的情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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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fMRI扫描仪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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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一条死鲑鱼与有关情感的大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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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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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BASIS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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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罗吉尔·凡·德尔·维登，《下十字架》（1435—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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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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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哭泣的总统候选人？暴风雪中的埃德蒙·马斯基（1972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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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哭泣的总统：乔治·沃克·布什（200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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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盖伦的体液说及相关的情感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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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拉莎在《戏剧学》中对应的颜色和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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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概念原语与词汇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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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致谢【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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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我想到了写这本书，不如说是这本书找到了我。当时我正在从事一项关于历史上士兵的恐惧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概念性的问题纷至沓来，我不得不停下来，以便有一些时间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这件事发生在2007—2008学年期间，当时我还是慕尼黑历史研究所（Historisches Kolleg）的初级研究员。在我告诉当时的所长洛塔尔·加尔（Lothar Gall）说我要改变研究方向时，他表现得很通融。我在这家独一无二的高级研究所度过了富有成效的一年，我要感谢的人很多，除了洛塔尔·加尔之外，还有卡尔-乌尔里希·盖尔伯格（Karl-Ulrich Gelberg）、伊丽莎白·许尔斯（Elisabeth Hüls）和伊丽莎白·米勒-卢克纳尔（Elisabeth Müller-Luckner），还有我的同事阿尔布雷希特·科德斯（Albrecht Cordes）、约尔格·菲施（Jörg Fisch）、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和马丁·弗雷德（Martin Wrede）。此外，我还要感谢迈克尔·霍赫-格什文德（Michael Hochgeschwender）、本杰明·申克（Benjamin Schenk）和马丁·舒尔茨·韦塞尔（Martin Schulze Wessel）。在慕尼黑的这一年里，我和他们展开了友好的交流，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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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在类似田园诗般的条件下写成的，当时我受弗里茨·蒂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Foundation）提供的为期多年的狄尔泰奖学金资助，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的乌特·弗雷沃特情感史中心（Ute Frevert’s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从事研究工作，这里是我的“情感库”。那里的同事们提供了令人振奋的讨论，对我的文章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并让我看到了他们本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本书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样子，甚至根本就不会问世。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何塞·安东尼（Jose Antony）、克里斯蒂安·贝利（Christian Bailey）、克里斯蒂娜·贝克尔（Christina Becher）、玛格达莱娜·贝尔扬（Magdalena Beljan）、加比·本德曼（Gaby Bendmann）、安雅·贝尔克斯（Anja Berkes）、克莱尔·比尔比（Clare Bielby）、罗伯·博迪斯（Rob Boddice）、菲利普·邦格兰德（Philippe Bongrand）、朱利安·布劳尔（Juliane Brauer）、丹尼尔·布吕肯豪斯（Daniel Brückenhaus）、莫里茨·布克纳（Moritz Buchner）、凯特·戴维森（Kate Davison）、萨宾·多纳尔（Sabine Donauer）、克里斯蒂安·艾弗特（Christiane Eifert）、帕斯卡·艾特勒（Pascal Eitler）、达格玛·埃勒布罗克（Dagmar Ellerbrock）、梅里赫·埃罗尔（Merih Erol）、莫妮卡·弗雷尔（Monika Freier）、乌特·弗雷沃特（Ute Frevert）、本诺·加梅尔（Benno Gammerl）、爱丽丝·高夫（Alice Goff）、约阿希姆·哈伯伦（Joachim Häberlen）、克丽斯塔·黑默勒（Christa Hämmerle）、贝蒂娜·希策（Bettina Hitzer）、菲利普·冯·胡戈（Philipp von Hugo）、乌法·延森（Uffa Jensen）、克里斯蒂娜·坎茨（Christine Kanz）、乌尔苏拉·冯·凯茨（Ursula von Keitz）、玛娜·基亚（Mana Kia）、安雅·劳克特（Anja Laukötter）、苏珊娜·米希尔（Susanne Michl）、萨利尔·米斯拉（Salil Misra）、斯文·奥利弗·米勒（Sven Oliver Müller）、索菲·奥利弗（Sophie Oliver）、斯蒂芬妮·奥尔森（Stephanie Olsen）、蒂恩·范·奥斯勒尔（Tine van Osselaer）、玛格丽特·佩尔瑙（Margrit Pernau）、约瑟夫·普雷斯特尔（Josef Prestel）、蒂尔·范·拉登（Till van Rahden）、伊姆克·拉贾玛尼（Imke Rajamani）、卡罗拉·洛克曼（Karola Rockmann）、什维塔·萨赫德瓦（Shweta Sachdeva）、穆罕默德·萨贾德（Mohammad Sajjad）、丹妮拉·萨克瑟（Daniela Saxer）、莫妮克·舍尔（Monique Scheer）、玛莉塔·施莱尔（Maritta Schleyer）、安妮·施密特（Anne Schmidt）、马克·西摩（Mark Seymour）、纳迪姆·沙赫（Nadeem Shah）、克斯廷·辛格（Kerstin Singer）、弗兰齐斯卡·蒂姆（Franziska Timm）、卡伦·瓦尔加达（Karen Vallgarda）、尼娜·费尔海恩（Nina Verheyen）、吉安·马可·维多（Gian Marco Vidor）、克劳迪娅·瓦斯曼（Claudia Wassmann）和海伦·渡边-奥凯利（Helen Watanabe-O’Kelly）。在一个蓬勃发展但同时也遭到严重炒作的新领域工作，这是令人振奋的。我们工作的大环境，概念和术语的快速发展，研究成果的快速发表和引用，这些都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对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来说，在学术生涯中再次拥有这种经历的机会都几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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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文学者来说，与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实验心理学家共事是我的一大优势。乌尔曼·林登贝格尔（Ulman Lindenberger）百忙之中对有关生命科学的章节进行了全面而有建设性的评论，伊莎贝尔·德齐贝克（Isabel Dziobek）和豪克·黑克伦（Hauke Heekeren）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研究所的多学科会议上，我也从与雷·多兰（Ray Dolan）、【viii】克劳斯·菲德勒（Klaus Fiedler）和塔妮娅·辛格（Tania Singer）的讨论中受益匪浅。在那些与研究所联系不那么密切的人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露丝·雷斯（Ruth Leys）。我对她感激不尽，她在不同的场合与我进行批判性的辩论，并在关键时刻鼓励我不要放弃。吕迪格·齐尔（Rüdiger Zill）以情感哲学专家的敏锐目光，阅读了本书导言部分的哲学附记。对上述的每一个人，我都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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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佩尔瑙邀请我一起在德国人民学习基金会（Studienstif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的一个暑期学校教书，最后我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那些来自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2010年9月来到格尔利茨（Görlitz）“情感史”暑期学校的生命科学家是阿兰姆·克雅晏（Aram Kehyayan）和马克·施密特（Marco Schmidt）。马克阅读并评论了本书的第三章，暑期学校的另一名学生菲利普·格拉赫（Philipp Gerlach）也是如此。菲利普也是我2011年初的实习生，他为导言的哲学部分做了必不可少的前期工作。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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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作期间，英戈·吉尔登哈德（Ingo Gildenhard）、约亨·海尔贝克（Jochen Hellbeck）和卡尔·施勒格尔（Karl Schlögel）从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听我讲述本书的内容，并提出问题，这一切都很有帮助。迪特里希·贝劳（Dietrich Beyrau）、克劳斯·格斯特瓦（Klaus Gestwa）、克丽斯塔·黑默勒、芭芭拉·H.罗森宛恩（Barbara H. Rosenwein）阅读了整部书稿。从项目一开始，芭芭拉·罗森宛恩就是一位非常慷慨的导师，她对我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做出可靠、快速的回答。斯蒂芬妮·格特（Stefanie Gert）和伊娃·斯珀施耐德（Eva Sperschneider）以及哈特穆特·伯格拉贝（Hartmut Burggrabe）和约翰娜·罗克（Johanna Rocker）提供了一流的研究协助。我欠他们一个大人情，我欠他们每个人一个大大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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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兰登书屋西德勒出版社（Siedler Publishers）出版这本书的德文原版时，安塞尔姆·德林-曼陀菲尔（Anselm Doering-Manteuffel）、埃利·巴尔-陈（Eli Bar-Chen）和伊格尔·哈尔芬（Igal Halfin）都提出了建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西德勒出版社的合作是一次与出版界顺利而又令人安心的经历。我的编辑海克·施佩希特（Heike Specht）委托我写了这本书，安特耶·科尔斯迈尔（Antje Korsmeier）从哲学家的角度提供了实质性的反馈，对于我能想到的，托拜厄斯·温斯特尔（Tobias Winstel）总是能看得更远，他们不仅非常专业，而且友好、平易近人。插图部门的迪特琳德·奥伦迪（Dietlinde Orendi）也是如此。最后，克里斯蒂安·弗里切（Christiane Fritsche）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德国风格编辑了修改后的手稿。迪塔·艾哈迈迪（Ditta Ahmadi）在本书的排版过程中创造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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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英译获得了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奖（Geisteswissenschaften International Prize）的资助。我要感谢本书的英译者基思·特赖布（Keith Tribe）。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卡罗拉·罗克曼细致精心地审校了译文。阿妮卡·菲德勒（Anika Fiedler）帮助寻找了英文引文。她得到了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历史系的资助，我很荣幸从2012年9月开始在该系任教。此外，历史系慷慨解囊，支付了这些插图的版权费用，并让克斯廷·弗勒（Kerstin Feule）从其行政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寻找它们。我很高兴本书的英文版在乌特·弗雷沃特（Ute Frevert）和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主持、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上的情感”（“Emotions in History”）系列丛书中找到了归宿，【ix】罗伊娜·安克特尔（Rowena Anketell）精心编辑了文稿，艾米丽·布兰德（Emily Brand）、罗伯特·费伯（Robert Faber）、艾玛·斯劳特（Emma Slaughter）、凯瑟琳·斯蒂尔（Cathryn Steele）和克里斯托弗·惠勒（Christopher Wheeler）熟练地指导了文稿的制作。我的朋友伊利亚·温科夫斯基（Ilya Vinkovetsky）认真地检查了最初的校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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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从我参加的一门解剖学课程开始讲起的，夏里特医院解剖研究所（Anatomical Institute at the Charité Hospital）的约翰内斯·福格尔（Johannes Vogel）慷慨地邀请我参加他2009年12月7日在鲁道菲解剖学教室（Rudolphi Room）的课程。我的妻子伊琳娜·克莱梅内茨卡娅（Irina Kremenetskaia）就在百米开外的夏里特神经外科实验室工作。我们的婚姻表明，在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之间、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可能的，至少在个人层面是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有幸拥有两个情商极高的女儿，让这一切容易很多，她们是奥尔加（Olga）和丽莎（Lisa）。对于我的家人，我不仅要表达谢意，还要表达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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