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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父母几次中断了他们想让萨拉克断奶的尝试，表现出很多的耐心。在布里格斯看来，这根本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屋库因纽特人认为“伊胡玛”在每个人身上都是自发出现的，不需要父母的干预。既然它还没有在小萨拉克身上出现，家人就坦然接受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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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里格斯来说，情绪控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也让她感到痛苦。这不是她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的，而是她自己无意中违背了这样的情感规范。这一切并不是突然而公开地发生的，而是逐渐发生的，起因是布里格斯难以适应北极的酷寒，还有就是语言交流障碍，以及她对屋库因纽特人行为的误解。“回想起来，我和这家人的关系似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屋库因纽特人的角度来看，我起初是一个让人好奇的陌生人，接着成为一个无法管教的孩子，最后成为一个招人讨厌的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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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布里格斯住在她自己的帐篷里，这个帐篷很快成为屋库因纽特人的关注焦点。整天都有来访者，她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些私人空间，尽管对于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因纽特人来说，独自一人、无人理睬是最糟糕的惩罚。在语言和外表方面，布里格斯也与他们格格不入。她不得不让他们重复说过的话，而这在屋库因纽特人中间是很少见的。甚至在冬天到来之前，她就非常担心寒冷，因为她的手上和脚趾上已经长了冻疮。布里格斯后来注意到，当她拜访屋库因纽特人时，他们会继续做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后来她也就不再注意她源源不断的来访者了。这样做表面上很受欢迎，但实际上被认为是对规范的一种违背，导致她后来被边缘化，被称为“kapluna”（意思是白人）。此外，布里格斯经常会烦躁或哭泣，而这种情绪爆发同样被屋库因纽特人坦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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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发现，我太不把自己急躁易怒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当回事了。【93】如果我成功地控制住自己，就像我在第一次攻击冲动耗尽之后所做的那样，事后愉快地讲起这件事，他们会和我一起大笑。或者，人们似乎接受了我为了消除越界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做出的慷慨姿态，那么我就会认为这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只有在一年后，当我回到约阿港（Gjoa Haven），伊卡育克图克（Ikayuqtuq）告诉我屋库因纽特人在第一个冬天有关我的说法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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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气温跌至零下50℃，布里格斯搬进了伊努蒂亚克的冰屋，事情到了关键时刻。在表现得像个听话的养女方面，布里格斯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她发现伊努蒂亚克的行为傲慢、自私，家长作风十足。后来她说：“我很喜欢伊努蒂亚克外出，因为这时我就可以摆脱我所认为的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横跋扈’。”(69) 她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与伊努蒂亚克发生冲突，“例如，好不容易把冰屋里的温度升高到可以打字的程度，却被他给破坏了”。(70) 此外，她也觉得他对待妻子和孩子的方式让她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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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命令她们为他做各种事：泡茶，做饼，给他拿烟斗，帮忙喂狗，把墙上的冰凌凿掉，似乎一点也不会因为打断了她们的活动而感到内疚，有时甚至会打断阿拉克的睡眠。如果墙上漏了个洞，床上就会积起雪来，或者夜里有只狗从锁链中挣脱出来，起来处理的一定是睡得正香的阿拉克，而不是她醒着的丈夫。(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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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斯渐渐意识到，对于屋库因纽特人来说，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种基本美德。但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她与伊努蒂亚克的关系越来越糟，外面的天气也越来越糟糕，这让她别无选择，只能躲到冰屋里属于自己的角落。在这种情况下，她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外部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她写道：“把屋库因纽特人的标准应用到我的行为上，我觉得每一件事都是对我个人的谴责，但是很多时候，即使我下定决心要以屋库因纽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事，当时的情况根本就不允许。”(72) 她压抑的情绪“必须发泄出来”，她必须像火山一样“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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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自控力比我习惯于约束自己的自控力要大得多。而且，我还承受着比以前大得多的压力，由此产生的紧张急需表达出来。虽然我尽最大的努力通过笑声来表达，就像屋库因纽特人那样，但笑得很不自然。我常常在数小时甚至数天的平静之后，为自己终于获得了一种表面上适当的平静而沾沾自喜，但令人沮丧的是，总是会有一阵突然或强烈的情绪发作让我露馅。当我不得不说上一千遍“我不懂”时，我的声音里有一种冷漠，它掩盖了我因疲劳或沮丧而想哭的愿望。有一次，因为急着要离开冰屋，我不假思索地把莱吉莉挪到一边，而不是轻声让她挪一下。当阿拉克和她的姐姐闲聊时，她们眯起的眼睛和不怀好意的窃窃私语使我无法忍受，【94】我会用喃喃的英语说一些批评的话。当污泥连续三天从过热的圆屋顶上掉下来，落到我的打字机上，让我不得不结束当天的工作时，我禁不住发出一阵咒骂（也是用英语说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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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特定事件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公开的破裂。夏天到了，一些美国白人和加拿大业余渔民来到了这里，他们傲慢的态度使布里格斯感到十分羞愧。当他们以布里格斯认为不公平的条件从屋库因纽特人这里借了两只宝贵的独木舟时，作为翻译的她表示反对，而这暗示着屋库因纽特人同样也反对。为此，她受到了屋库因纽特人的严厉批评，因为这被认为是对情绪控制、礼貌、慷慨等规范的一种侵犯，也是对伊努蒂亚克作为领导者角色的一种挑战。此后，他们继续给她提供吃的，但不再理会她了。这导致布里格斯出现了一段持续数月的抑郁，在此期间她的语言能力也下降了。只有在得知可以提前离开时，她的抑郁才消失。除此之外，这些因纽特人终于明白，她当时作为翻译是想要帮助他们，她这才再次被这家人接受。“我再次将伊妮作为我家庭的一员。”伊努蒂亚克用这句话结束了这场冲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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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努蒂亚克成为屋库因纽特人情绪控制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布里格斯开始认为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屋库因纽特人”，“作为一个情感异常强烈的人，他也要严格控制自己。就他而言，能够感觉到有些情感被抑制住了”。(75) 伊努蒂亚克作为屋库因纽特人首领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超乎寻常的冲动，这让他的自控能力显得更加强大。(76) 但这又导致了一种更大的恐惧：“据说，一个从来没有 发过火的人，如果真的发火了，甚至会杀人。”(77) 与此同时，布里格斯开始意识到，避免极端情感（尤其是愤怒）的表达是屋库因纽特人自我意识的核心。就像布里格斯发现的那样，“让人烦恼的想法”被认为有一种自主的力量。屋库因纽特人认为这些想法能够杀人，或者是让人生病。在约阿港，一个因纽特人告诉布里格斯，屋库因纽特人曾这样评价她：“如果伊妮生气了，别理她。如果因纽特人生气了，这是值得记住的事情，但是白人早上生气，下午就忘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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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的民族志研究的显著之处在于研究者深入的自我反思。布里格斯的“行为数据”语料库中不仅有“屋库因纽特人情感模式的描述”，还有她本人对屋库因纽特人情感的观察，他们对情感的陈述，她本人对情感的表达，以及屋库因纽特人对此做出的反应。(79)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布里格斯自我反思的一个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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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前两次前往阿拉斯加因纽特村庄的田野考察中，【95】让我强烈认同的是因纽特村民，而不是我偶尔见到的那些白人。我和因纽特人相处得很好，我期待着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观点很美国化，我更希望自己能从内心发现自己本质上是因纽特人。然而，我没有大声说出这样的浪漫想法。我为自己“不专业”的态度而感到羞愧。我对被领养是否明智而感到不安，担心这样会丧失在群体中的“客观”地位；担心这样会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耗竭我的给养；担心会因为没有隐私而无法工作。因此，我认为自己并没有认真考虑被收养的问题。然而，有一天在约阿港，当伊卡育克图克问我为什么要在后河（Back River）住一年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告诉她，我想被一个因纽特家庭收养，以便学会像因纽特人一样生活。我这么说，部分原因是我想向她隐瞒我将要“研究”因纽特人这件事，今天想来，我这样做是错误的。我对这件事学术性的一面感到尴尬，以为她会认为这是在窥探。(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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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斯与伊努蒂亚克家庭相处的结果是第一部情感民族志专著，以令人压抑的细节表明了情感表达的文化适境性。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情感表达，而不是情感本身，因为《永不发火》这本书从来就不是一部社会建构主义的作品。这个标题具有误导性，因为布里格斯在书中反复强调，屋库因纽特人确实会感到愤怒，但是他们知道如何去抑制。例如，在布里格斯看来，莱吉莉真的无法忍受她专横的妹妹萨拉克，但是却无法表达出来，这些消极的情感经常在噩梦中出现。(81) 布里格斯本人简要地总结了她这本书的目的：它考察了“情感（无论是友爱的还是敌对的）是如何被引导和沟通的，以及人们试图引导和控制这种情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不当表达的方式”。(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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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在认知”（hypercognized）情感和“潜在认知”（hypocognized）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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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利维是情感人类学的另一位开拓者，他和布里格斯一样，根本就没想要提出情感是一种文化产物。把他和布里格斯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他所关注的核心情感也是愤怒。然而，他的田野考察是在比布里格斯更温暖的气候中进行的，即塔希提岛，这个岛屿是自18世纪以来大量旅行写作的关注对象。从一开始，西方人就关注塔希提人如何表达他们的“自然情感”，尤其是爱，而这创造了性自由的神话。这个神话是由早期的“发现者”和艺术家所阐述的，前者如1767年来到这里的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1729—1811），【96】后者如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他从19世纪90年代一直生活在岛上，直到去世。这种对塔希提人性生活的兴趣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的性革命思想与玛格丽特·米德的研究有关。(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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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塔希提人进行了田野考察。他提出了社会相关（显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无关（潜在认知）情感的区别。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被认为是潜在认知的情感没有被感受到。利维更感兴趣的是不同人群对普遍情感所给予的不同重视。从家庭到社会的各种社会群体对特定情感的重视程度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情感是否受到重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也许有一天，历史学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广告、政治和运动领域，今天对“情感”一词的使用和20世纪80年代对“心理”和“思想”的使用一样频繁和宽泛。例如，今天，校园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要从“情感”上接受事实，而不是从“心理”上或“思想”上接受事实，后者是20多年前的说法。再例如，赢得篮球锦标赛的球队会被说成“情感”上团结一致，而不是“心理”上很强大或“心理”状态良好。如今，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种名为“情感”的真空吸尘器。(84) 这种从“思想”和“心理”到“情感”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哪些情感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被认为是“显在认知的”呢？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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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斯很可能会认为屋库因纽特人的愤怒是显在认知的。无论如何，这就是利维对塔希提人的愤怒概念“riri”的看法。指导塔希提人行为的原则不是情绪控制，而是与此相反，即尽可能快地用语言“驱除”身体里的愤怒。前提是，如果有人生气的话，因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上有价值的胆怯”确保了这种情况几乎从来不会发生。(85) 利维从他的信息提供者塔希提人塔瓦纳（Tāvana）那里了解到，“愤怒的人就像一个瓶子，当它被灌满的时候就会开始溢出来”。被压抑的愤怒“对人的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可能会给人的头脑或心脏带来问题。有些人甚至会死于愤怒”。(86) 在被问到如果感到愤怒该怎么办时，塔希提人奥罗（Oro）也做出了类似的回答：“如果你对某个人感到愤怒，不要拖延，马上去和他谈一谈，结束这种愤怒。之后，你们之间就会和好如初。”(87) 弗洛拉（Flora）补充说，压抑的愤怒会让你的头发变白。【97】薇薇（Veve）描述的惩罚听起来很像传统的西方乡村社会的惩罚：“如果有人生我的气而不告诉我，他就会去告诉别人。他会说我的闲话，夸大其词，然后村子里就会有麻烦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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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希提岛，利维还遇到了与西方社会相比在处理情感方面的极端差异，尤其是悲伤，而哭泣被认为是人类悲伤的普遍标志。关于塔希提人行为的最初报告指出，在葬礼上，塔希提人会突然从悲伤哭泣转换到快乐欢笑。表露性哭泣的数量——用眼泪数量和哭泣音量来衡量的悲伤表达——与直接促因之间的关系也与欧洲不同。1909年的一份报告称，“久别重逢的喜悦的表达方式竟然是哭泣和泪水，与在葬礼上一模一样，这太匪夷所思了”。(89) 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田野调查期间，利维就对当地人处理塔瓦纳去世妻子的方式感到很不安。当他第一次走近这个垂死女人的房子时，他听到了“响亮而活泼的谈笑风生”。一进屋，他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这分明是一场家庭聚会，而那个垂死的妇女则被推到了一个角落里。(90) 塔瓦纳的妻子“没有呻吟，没有哭叫，也没有抱怨。她以一种克制、低调、平淡的方式死去”。(91) 在她死前不久，屋子里还传出笑声，紧接着有了几滴眼泪，但欢乐的气氛很快就恢复了。“葬礼刚过去几天，塔瓦纳的孙子们已经开始在坟墓上玩耍起来。他们坐在凸起的水泥上，有说有笑，玩弄着放在那里的鲜花。”(92) 当利维问他们为什么面对亲人的疾病和死亡却要如此欢乐时，他被告知说这是为了塔瓦纳着想，让他能够暂时以为妻子正在康复。因此，如果他的妻子能勉强挤出一个微笑，那将最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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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发现不仅在情感的身体表达上存在巨大差异，对于情感在人体内位置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导言中已经提到过的一个关键问题，后面我们将再次遇到。利维的信息提供者告诉他，愤怒、欲望和恐惧或者说是它们在塔希提语中的对等物位于肠胃。有人声称，这些情感会“进入心脏”。利维认为“关于情感位置的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圣经》的影响，但也可能涉及对胸部和腹部情感反应的感知”。(93) 他还注意到，塔希提语不仅缺乏与西方语言所表达的特定情感类型相对应的词汇，而且缺乏诸如“情感”“激情”“情绪”等总体概念。(94) 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种缺乏情感元语言的状态。【98】我们应该注意到，利维的研究是一个在社会建构主义发展之前的情感人类学的例子。我们在布里格斯的作品中发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元素，虽然当时还没有社会建构主义这个表达，但在利维的作品中却没有。相反，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今天听起来很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述。例如，利维指出，在塔希提人那里，个人的心理压力“抑郁”和在我们中间一样普遍。但是通过求助巫医，它“被超自然的解释所掩盖”。至于塔希提人臭名昭著的过早性行为和滥交，则被归因于他们不愿进入婚姻状态。利维认为，这反映了他们“对进入家庭和亲密关系的焦虑，以及对放弃自由的焦虑”。最后，利维认为，一些塔希提人“经常会在似乎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担心来自他人的身体伤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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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语言学转向与社会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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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但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总结了指导20世纪70年代情感人类学的假设。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人文和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范式转变，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大量情感民族志的出版，最后推翻了这一指导性假设。现在有人认为，不仅情感的表达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而且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所拥有的情感本身也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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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范式的转变被称为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这是后现代主义的胜利，标志着进入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1979年所说的“后现代状况”。这也与米歇尔·福柯（1926—1984）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研究有关。启蒙思想、科学真理、客观性、进步的宏大叙事、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明确关系、性别和种族的基本分类、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明确划分、拼贴的新架构和科学与文学中的语言游戏，所有这些都受到了他们的质疑。(96) 任何黑格尔式或马克思式的“目的”（telos ）、线性叙事的小说、电影或历史，古典主义的严肃性，或像包豪斯（Bauhaus）那样的建筑现代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在十年游戏一般的颠覆和反讽之后，所有这些曾经的确定性即使还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88年，人类学家凯瑟琳·卢茨提出，“情感体验不是先于文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 属于文化的一部分”。(97) 【99】这句话出自一位人类学家而非后结构主义理论大师之口，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情感是先于语言的、身体和文化的普遍现象，还有什么比情感能够更好地体现出特殊性呢？或许，长期以来人们对情感的自然性的信念将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矛头转向了启蒙运动的理性，忽视了二元对立至今依然很强大的另一面，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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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猎头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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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米歇尔·Z.罗萨尔多（Michelle Z. Rosaldo，1944—1981）《知识与激情：伊隆戈人的自我概念与社会生活》（Knowledge and Passion: Ilongot No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 ）一书出版，为情感人类学中社会建构主义的十年拉开了序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她和丈夫罗纳多·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一起在菲律宾北部的森林里从事田野考察。这里面积约1 554平方千米，生活着大约3 500名伊隆戈人（Ilongot）。伊隆戈人以狩猎和耕种为生，有时三个核心家庭生活在一个大房子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被日本人占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传教士使其皈依基督教基要派。从1972年开始，马科斯（Marcos）军事独裁政权一直致力于将菲律宾原住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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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尔多夫妇要考察的是伊隆戈人如何“讲夜间神话，为祭祀宴会制订复杂的计划，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对古代智慧的关注”。这是米歇尔·罗萨尔多后来以一种讽刺的语气所描述的。(98) 罗萨尔多夫妇发现的不是神话、仪式和古老的智慧，而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情感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与一种行为有关。这种行为早在20世纪早期一位人类学家的报告和日记中就有记载，但人们认为已经绝迹了，那就是猎头。罗萨尔多夫妇是在对信息提供者熟悉起来之后才了解这件事的。这让他们变得十分焦虑。米歇尔描述了伊隆戈人猎头时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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