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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情感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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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我所说的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的“心脏移植”。越来越多的护理工作者离开贫穷的南半球的老人和小孩，到富裕的北半球从事有偿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那里的老人和小孩。(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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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赫希尔德研究情感工作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异化和情感失调都建立在真实的情感自我和不真实的情感自我之间的区别之上。最重要的灵感来自欧文·戈夫曼的作品，如前所述，他认为社会就像一个舞台，人们在上面戴着“社会面具”。(195) 对于霍赫希尔德来说，职业性的微笑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面具，她称之为“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但她比戈夫曼更进一步，她强调情感工作涉及真实情感的参与，即“深层扮演”（deep acting）。戈夫曼曾写信给她说，当制服发放出去时，皮肤也发放出去了。她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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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扮演一个新的角色（穿上新制服），说话更有权威，也就改变了自己的情感外观。这就是戈夫曼所说的“皮肤”。但是，我们自己以新的方式参与我们的深层情感，这就是我所说的“两英寸的肉”。“社会面具”比我们当前的自我观念让我们所认为的要深得多。(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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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赫希尔德还认为，正是对真实情感的需求导致了异化，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中，这种价值被置于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和“自主的”自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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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用单数来谈论美国社会的文化真实性是否正确呢？(197) 来自不同文化，对真实性、亚文化和个体差异有着不同看法的移民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即使用单数来谈论美国文化的真实性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一个先定真实和虚假自我的角度进行分析是有意义的。更准确地分析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真实性作为一种价值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将提供关于情感工作所带来的异化程度的特定历史指标。这反而使霍赫希尔德的义愤失去了其意义，实际上剥夺了《心灵的整饰》中的道德优越感。对传统工厂工作的社会学研究肯定会揭示出类似的异化效应。【123】如果有一项对越南鞋厂的类似研究，在那里，16岁的女孩轮班做运动鞋，一次就是12个小时，那么，培训空乘人员的项目的情感层面很可能会以不同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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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批评意见，《心灵的整饰》的出版还标志着情感社会学中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198) 在制度上，这从国家社会学协会设立新部门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例如，1986年，情感社会学部作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一部分成立了。(199) 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将自那以后的研究分为七个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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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领域是“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情感社会学的这一分支认为，情感存在于大脑皮层下较早进化出来的区域，因此表明它们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手段是先于语言存在的。特纳将这一观点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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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很久以后，也许只有智人才出现了听觉语言，但这种语言是依附于情感语言的。然而，一旦听觉语言出现了，情感、语言和增强了的认知能力都会相互影响，从而产生对人类社会组织至关重要的文化系统。(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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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认为，第二个领域是“象征性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米德，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涉及个体自我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情感也发挥着作用。(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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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领域把所有可以追溯到戈夫曼的方法归入“拟剧论”（dramaturgy）之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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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个体的行为总是在向他人展现自我。【124】在从事戏剧表演时，个体会使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规范组成的文化脚本，以及舞台道具（衣橱、空间和物品），不仅戏剧性地而且战略性地展现自我。(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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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追随戈夫曼的霍赫希尔德，佩吉·斯奥兹（Peggy Thoits）也属于拟剧论的范畴。她的发现与芭芭拉·罗森宛恩的发现非常相似（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看到的，还有情感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因为在她看来，个体属于不同但有重叠的情感共同体。(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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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的第四个领域是“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这与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有关。柯林斯指出，在面对面的见面中，人们使用仪式化的问候、手势和语言形式，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情感丰富的声音，这种声音在见面的过程中得到调节。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个体，就会产生群体团结。如果这些仪式被外人侵犯了，就会使得这个群体对他们感到愤怒，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群体的团结。(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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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领域是“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它把社会交往看作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行动者有所投入（如时间），或者赢或者输（如积极情绪）。(205) 第六和七个领域分别是“权力和地位”与“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这些也许是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寻求用一种理论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核心范畴——社会不平等。(206) 我们可以把最后一个领域归给一位游走于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学者——伊娃·易洛思。(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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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商把情感转化为鲜花”：伊娃·易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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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商把情感转化为鲜花”，这是伊娃·易洛思引用的一句广告语。(208) 这个说法乍一看可能很有趣，但随着易洛思开始深入思考如今人们见面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125】易洛思试图剖析爱情的商业化，以及它作为最“私密”的情感，不受商业和市场影响的理想化。她质疑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的”市场是否能够通过情感的商业化复制和强化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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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易洛思的说法，我们对浪漫爱情的看法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无私的而不是利益导向的，有机的而不是功利的，私人的而不是公共的。”简而言之，浪漫爱情似乎避开了理解资本主义所常用的传统范畴。(209) 同样，正如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无情地侵入了我们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最隐秘的角落”。因此，易洛思认为，今天的爱情与市场机制和广告紧密相连。(210) 这种矛盾——非资本主义浪漫爱情的“集体乌托邦”与几乎完全商业化的浪漫爱情相结合——使爱情领域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分裂和文化矛盾上演的舞台”。(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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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思的《消费浪漫乌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一书以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浪漫爱情的历史图景开篇，接着以20世纪80年代的采访以及对杂志、广告和个人建议的分析为基础，对后现代爱情进行了研究。如果我们在研究的第一阶段考察一下广告的趋势，就有可能发现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针对中产阶级的广告与针对工人阶级的广告截然不同。前者划定了明确的空间界限和性别界限——女性在厨房，男性去上班，两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或浪漫的亲近。相比之下，针对工人阶级的广告模糊了这些界限，例如，展示了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相互拥抱。从20世纪30年代起，更加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工人阶级道德开始盛行，并被提升为一种普适性的理想。现在，通过消费，所有人都可以实现这一理想。现在，可以说爱已经成为可以购买的东西，或者用易洛思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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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的20多年里，浪漫的主题越来越多地与消费联系在一起。而且，后来浪漫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同一时期，表现自我的产品的广告宣传新的浪漫模式，不仅把这种情感从家庭生活、男女领域划分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中脱离出来，而且实际上是反对婚姻的。【126】通过对比“婚姻的乏味”和“浪漫的刺激”，这些广告呈现了婚姻状态的负面形象。(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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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媒体对婚姻的这种负面呈现表明，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普遍转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接近尾声时，工作越来越被视为生活的纽带，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乌托邦式的思考：在集体想象中，浪漫变成了不工作、休闲和假期，最终，浪漫成为永远不会结束的假期这样的乌托邦建构。今天我们仍然有这种浪漫的概念。易洛思的一位受访者告诉她：“如果你周末去了某个浪漫的地方，或者去了夏威夷之类的浪漫之地，回来后却发现行李不见了，我觉得这很不浪漫。”易洛思认为，这位受访者“抓住了浪漫与非浪漫对立的本质。浪漫意味着异国情调（夏威夷）、开心（旅行、派对）、富裕（机票、考究的衣服）、魔力和放松。浪漫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位于日常生活之外，日常生活被认为是费力的、实用的、例行公事的、不好玩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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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婚姻观念的转变，易洛思的许多受访者认为，和持久的关系相比，在短暂的风流韵事中，“爱情”更加强烈。(214) 显然，如果把每天一起吃早餐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密关系也理解为“爱情”的话，这种现象是文化上“制造”的。此外，让我们想到“爱情”的大部分广告如今都与假日产品有关，强调的是产品的非日常性。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加勒比度假的广告，画面上是被棕榈树环绕的孤独海滩或日落，而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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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以及象征浪漫并被浪漫所象征的产品——都发生在一个理想化的、永恒的亲密和消费的乌托邦中。饮酒浓缩了所有欢庆的感觉，吸烟意味着放松，意味着退回到私人世界；在钻石里，爱情是永恒的。(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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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来自“二战”后治疗时代的“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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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观点看来，维系婚姻，甚至保持激情，都需要付出“努力”。因此，这种新的理想试图把不容易调和的态度和活动结合起来。【127】要想成功，夫妻双方必须把自发性、精心算计和谈判能力与对“热恋”的品味相结合。由此产生的享乐主义治疗模式的特征是“在一起玩得开心”“拥有共同的兴趣”“交谈”“互相了解”“理解对方的需求”和“妥协”。(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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