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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沙赫特-辛格的情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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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基于“The Schachter—Singer Theory of Emotion”, Psychwiki.com accessed 12 March 2014中的一份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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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综合性，沙赫特-辛格模型一直与（新）詹姆斯主义和认知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沙赫特本人称他的理论为“改良的詹姆斯主义”）。(186) 【204】今天，人们总是从正面强调这种认知和生理的综合，虽然有人对这一模型的细节提出批评。(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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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情感评价：认知心理学与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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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赫特和辛格提出其情感模型的几年前，美国心理学家玛格达·阿诺德已经详细阐述了一种情感模型，这种模型为引发情感过程的刺激或情感对象的评价留出了余地。阿诺德及其合著者约翰·A.加森（John A. Gasson）认为，情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为一种相应的生理趋避模式所强化”。(188) 和刺激—反应模型不同（我逃离蛇，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刺激），对事物的判断也会影响人的反应：我逃离毒蛇，因为我知道它是危险的，但我对无脚蜥无动于衷，因为我知道它是无害的。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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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唤起一种情感，该对象必须被评定为能在某些方面影响我，由于我的特殊经历和特定目标而对我个人产生影响。如果我看到一个苹果，我对它的品种和味道了如指掌，这些并不会对我有任何触动。但是，如果这个苹果是我喜欢的品种，而我又生活在既不产这种苹果又买不到它的地方，我可能会怀着一种真切的情感渴望得到它。(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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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可以简化为以下简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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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评估—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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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诺德在她的模型中加入了评估元素，但是她确实同意传统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学家关于情感的观点，即情感是生存斗争所必需的。虽然这种评估为文化的、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影响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但阿诺德确信“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动物之间总会有一个相似的情感核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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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205】围绕着“评估”研究形成了情感研究的一大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1987年创办的《认知与情感》（Cognition and Emotion ）期刊。这方面的专家包括菲比·C.埃尔斯沃思（Phoebe C. Ellsworth）、尼科·弗里达（Nico Frijda）、巴特加·梅斯基塔（Batja Mesquita）和克劳斯·R.舍雷尔（Klaus R. Sherer）。评估法的成功恰逢“认知革命”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激进行为主义消亡”。(191) 如今，这一流派分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其模型也越来越复杂，其中一个模型发挥了主要作用，也很好地体现了其实验文化，那就是“自我报告”，即受试者对自己的情感进行口头或书面评估。这并不意味着不去测量受试者的排汗、脉搏和瞳孔扩张的情况，但生理数值不再是唯一来源。人们不断将评估法与情感哲学对比，尤其是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进行对比，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导言中看到的，他的观点也包括评估层面。这个维度为评估法对文化以及历史的影响开辟了道路。因此，长期以来，人文科学研究者发现情感研究的评估法是实验心理学中最容易被接受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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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后来神经科学中出现的争论产生了兴趣，即评估过程究竟有多快。阿诺德本人也曾强调，认知并不是瞬间产生的，一般来说，评估是“直接的、即时的、不需要反应的、非智力的、自动的”。她以棒球为例。在棒球比赛中，球员必须在几分之一秒内确定球移动的方向，然后协调自己的动作，确保能接住球。如果球员停下来思考自己的动作或球的方向，“他将无法留在赛场上”。(193) 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1923—2008）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避而不谈阿诺德的评估法，这引发了他与心理学家理查德·S.拉扎勒斯（Richard S. Lazarus，1922—2002）的激烈争论。扎荣茨提出的情感模型在很多方面都和评估法很相似，尽管它与旧的阿诺德学派无关，但它以与认知心理学的争论为导向，仿佛评估法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194) 扎荣茨认为情感“后于认知”。(195) 在所有的人类行为中，尤其是在涉及决定时，例如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你喜欢这个人吗？’‘你对死刑怎么看？’‘布里奶酪和卡门贝尔奶酪，你更喜欢哪一种？’”，情感扮演着主导的、无意识的、临时的、先于认知的角色。(196) 情感反应“与冷冰冰的认知相反……它毫不费力，无法逃避，不可改变，整体性强，更难用语言表达，但易于沟通和理解”。(197) 【206】在这一点上，扎荣茨仍然认为认知和情感是完全分离的。他认为，由于认知系统使用的语言与文化有关，所以它更慢、更复杂，也更精确。相比之下，在进化方面，情感系统更加古老，它在生存方面创造了优势，是先于语言的，更加迅速，意识的因素更少，因此更具普遍性。最终，情感可以很容易地跨文化交流。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把情感描述为这样一个非语言的过程，再加上扎荣茨一直谈论的“情感”这个事实，预示了后来神经科学研究中对情感的定义。因此，把现在的神经科学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不合适的，就像扎荣茨本人的观点所表明的那样。这也是因为他本人看到了自己与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情感与认知分离，情感反应的主导和首要地位……都非常符合无意识的倡导者弗洛伊德的精神。”(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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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理论家理查德·S.拉扎勒斯回应说：“在扎荣茨的分析中，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他对认知的认识。”(199) 拉扎勒斯认为，扎荣茨对认知的定义过于狭隘，因为他把认知定义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认知，这种更高层次的认知涉及复杂的数学方程的求解，或者深奥的哲学文本的理解。这样一来，他就利用了一种以计算机为模型的广泛而错误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认知是一种利用毫无意义的位元进行计算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只有经过一连串的运算之后，才会出现像情感这样有意义的东西，而对于扎荣茨来说，可能为时已晚。相反，如果我们使用评估学派对认知的更广泛的定义，从一开始就涉及意义的产生，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大多数无意识的评估过程视为认知。根据拉扎勒斯的说法，评估并不一定是“理性的，有意识的”。(200) 因此，用这种方式定义的认知在时间上先于情感，而不是反之。在20世纪80年代初，扎荣茨和拉扎勒斯之间的争论确实引起了轰动，但在十年后，这种争论就显得过时了，因为新的神经科学方法彻底改变了人们研究大脑中情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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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神经科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其他成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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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和美国的心理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同研发了一种让大脑活动可见的新程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207】这不仅给神经科学带来了突破，还为生命科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出现令人惊叹。以灰色大脑扫描图上的黄色斑点为基础，人们对爱、自由意志、人类共情能力、儿童习得语言的方式、节奏感和真实性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当然，对这些大脑照片所作的泛泛之谈和简单阐释的批评很快就随之而来，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称呼：“新颅相学”“大脑色情”“神经泡沫”和“斑点学”，即在大脑扫描中发现彩色斑点的“科学”。(201) 但在探索新成像程序的局限性之前，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其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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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过测量大脑血液中氧含量的变化，从中得出有关神经元活动的结论。这一过程是基于红细胞因其含氧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磁性的原理。血液中氧含量高低之间的差异称为血氧水平依赖（blood-oxygen-level dependent，简称BOLD）对比。在最简单的神经细胞活动中，电脉冲的传递（人们常说的神经细胞或神经元的“放电”）要利用氧气，而这会改变血液中的氧含量。当然，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迟，这种延迟可以通过测量软件得出固定值，也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进行估算。(202) 这意味着fMRI扫描仪只能间接测量神经元的活动，并且会有时间延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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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验是怎样进行的呢？首先，受试者要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取下来，并戴上耳机以隔绝噪声（扫描仪会产生很强的磁场和很大的噪声）。他戴上视频眼镜，手持键盘，然后被推进扫描装置。根据机器的类型，要么整个身体、上半身和头部，要么仅头部位于隧洞内（图19）。对照组用以排除类似于幽闭恐惧症的情感不会被实验情境触发。【208】为了获得最佳的大脑成像，在长约30到60分钟的实验中，受试者必须一动不动地躺在扫描仪中长达15分钟。(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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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fMRI扫描仪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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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基于Neuroskeptic, “fMRI in 1000 Words”, Discover Magazine (24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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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项实验中，受试者都会受到某种刺激。(205) 或是通过耳机接受听觉刺激，或是通过视频眼镜接受视觉刺激，或是通过触摸身体接受触觉刺激，或是嗅觉刺激。这些刺激通常与相应的任务有关。在情感研究的实验设计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刺激来“诱发”受试者的情感色彩，然后研究这种情感色彩如何影响人们的决定。例如，让你听一首悲伤的音乐，或看一张愁眉苦脸的照片，【209】或是回忆自己生活中一段悲伤的往事，然后展示一个面带微笑的政客的照片和一个表情严肃的政客的照片，让你决定更愿意相信哪个，这重要吗？其次，通过视频眼镜或耳机，用文化产品刺激受试者，诸如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段话、电影《德古拉》（Dracula ）中的一个片段或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从受到刺激的大脑区域，就可以识别出由这种方式所引发的一种或多种特定情感。例如，如果杏仁核亮了，那么就证明该文化产品会引发恐惧，因为此前许多实验表明，杏仁核负责恐惧。如果杏仁核和伏隔核都被激活，说明刺激包括恐惧和性唤起，因为伏隔核容易受到性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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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验设计的一个变体是测试大脑的特定区域是否会受特定对象的刺激。例如，中国人对非中国人（如欧洲白人）的共情，是否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fMRI实验表明，共情取决于共情对象的种族身份，并且总是青睐自己种族群体的成员。受试者通过视频眼镜观看了接受注射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当看到中国人接受注射时，他们的前扣带回（负责共情）和岛叶皮层总是比看到欧洲人接受注射时更加活跃。参与研究的科学家说：“我们的发现这对理解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行为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一种神经认知机制，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更愿意帮助种族群体内的成员而不是种族群体外的成员。”(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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