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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治疗（一种新颖的心理治疗方法）由心理专家迈克尔·怀特和戴维·爱普斯顿（Michael White and David Epston 1990）提出，即我们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来重新检视生活。讲故事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只是把感觉到难受的事件都归类为痛苦，在想要弄明白前方的“路况”时，那些未完全理解透彻的经历就成了我们的“路线图”。想一想，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使用的地图是三十年前的，而且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市镇、新的购物区和景点，你会有什么想法？难道你不想看看新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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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关注过去的失败或者自己不喜欢的个性时，我们只会关注因失败和不喜欢的个性所造成的境况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境况的发展做出消极的判断。叙事治疗专家明白，人们想到自己成功的时候，或者梦想得到实现的时候，情况会转变得很快。专家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 1989）鼓励人们去思考战胜自我的方法，怎样让头脑中主管办事效率的区域灵活起来。他还特地解释说，可能引起你做出过度反应的境况，只要你做出了积极的判断，产生的结果就会不同。境况和可能产生的结果发生了改变，那么旧的思维“地图”也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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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积极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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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未来的判断通常决定着事情发展的结果。这是我曾经去空手道馆上课时明白的。老师问同学们，他们是否能够用手劈开一块厚木板，绝大部分人看了一眼厚厚的木板，觉得弄断木板的同时手也残废了。有几个学生做出了猛击木板的手势，但为了自保，他们并没有真正出手。老师教他们把手指握成某种特殊的状态，然后展示了木板是如何被轻易劈开的，学生们就开始跃跃欲试了。第一个学生按照老师的教导，成功破开了木板之后，大家就从犹豫观望变成了满怀期待。学生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并且也看到了别人成功完成了，局面就发生了改观。这样一来，他们都很自信能够做到，并且也如愿劈开了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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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第5章里所说的那样，偏激的态度和激动的情绪会让我们开启“全坏”的抽屉，在这里我们只能找到失望和挫败的记忆。我们关上“坏抽屉”才能发现那些积极、正面的可能性，当这些正面的观念取代了质疑时，我们才能发现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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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旧的情绪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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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痛苦的情绪记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但如果想要减少“潘多拉的盒子”里那些“诅咒”的魔力，这却是必要的。即便我们想要一笔勾销或忘记它们，但我们感觉自己很脆弱的时候，这些记忆还会重新潜回到脑海之中。在我们有疑虑或挫败感时，情绪记忆就自动复燃了，而我们自己都还没意识到。我们越是了解“潘多拉的盒子”里的东西，就越容易发现过去的情绪及其起源，也就越容易摆脱那些记忆的控制，并判断出该怎样“用力关上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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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让我们做出过度反应的观点，是我们还不够可爱、不够优秀，还有一些让我们做出过度反应的是和我们工作或生活的伙伴，他们还不值得我们去相信和依赖。我们对权利、公平、宽恕和能力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观念——这些都可能让我们做出过度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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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大部分章末测试都是帮你了解那些在你脆弱的时候可能产生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如果你跟我接诊的病人一样，那么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最大的弱点可能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当时你还太小，还不能控制它，只能任其发展壮大。心理治疗是探索并质疑那些旧观念的一种方式，但你自己也可以采取行动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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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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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有研究显示我们有多少人有过痛苦的童年经历时，我感到很震惊（Dube 2001）。太多的孩子经历或者目睹过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结果就深陷焦虑或失望之中（Heim and Nemeroff 2001）。心理学家们认为，即便是现在相对受到保护程度较高的孩子，也不是总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和安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D. J. Siegel 1999）。我们认为自己被人孤立或辱骂的时候，确实很容易生气，但一直为此而生气只会使你产生对自己的怀疑，并且不再愿意去相信别人。所以，与过去讲和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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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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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工学生普遍反映，他们很高兴接待那些受过伤害的孩子，这些学生对那些伤害了孩子的成人犯罪者充满了恐惧和厌恶。他们认为，那些伤害了孩子或者看着孩子受伤也不去帮助的人，是不值得得到原谅的恶魔。学生们看到那些孩子做出不合适的行为，如撒谎、偷盗、伤害自己甚至虐待其他孩子，也就明白了这些孩子曾经受到的成人的伤害有多深。我让我的学生遥想一下未来，预测一下如果治疗失败，那二十年后，他们接待的那些受过伤害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然后我让他们回到过去，想象他们接待的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想象这些父母亲少年时是什么样。我让他们去思考那些父母年幼时的情景，设想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这些父母长大后又给这些受伤的孩子创造了怎样的环境。通过这个练习，学生们发现，孩子多的家庭中最容易发生虐待的情况。人们都倾向于偏爱受害者而责备挑衅者，但当挑衅者也成为受害者时，人们就会晕头转向，不知道该怎样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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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大部分情况下，我接诊的病人都是尽其所有做到最好的人。通常，痛苦会导致痛苦，人们总是按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我们认为，他人的行为带着伤害我们的目的，这时候，我们就很难原谅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但当我们认识到，别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也受到了怀疑和限制，以及他们所承受的负担时，就很容易原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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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家庭关系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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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专家弗洛玛·沃希（Dr. Froma Walsh 1988）曾告诉我，她学过的最有用的课程是大学毕业时选修的人类学。学着去了解并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让她明白，该如何去理解她接诊的每个家庭所持有的价值和观念。即便家庭成员来自同一个民族，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每一个成员的生活方式也都有本质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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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的行为方式都会受到我们生来就接受了的家庭规则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例如，每个家庭在节日时会准备特定的食物，并且对恰当和不当的行为有某种道德模式的规范。家庭治疗专家们知道，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风俗习惯、情感的惯用表达方式和隐私，每个家庭对男女双方的能力和双方应承担的家庭责任都有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很容易被家庭成员接受，也极少受到家庭成员的质疑。通常，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按照古老的观念检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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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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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哈特曼博士讲述了自己家里的一个故事来证明这个观点（Hartman 1988）。她发现，虽然家庭成员深爱着彼此，但母亲家的成人都不喜欢用肢体语言向孩子表达爱意。他们对孩子们好像特别冷淡，只是用礼貌的话语跟孩子们说话，却不拥抱、亲吻他们。她也很疑惑，明明很喜欢孩子，为什么却要跟他们保持距离？于是她决定去探究一下与之相关的家庭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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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母亲家最年长的长辈解答了她的疑惑。她告诉安，全家搬到美国后不久，美国就爆发了肺结核。她回忆，自己的侄女感染上这种病之后，全家都为此烦恼不已，并且准备将她送去北部的一家疗养院。去那里的前一周，他们一家为她四岁的儿子庆祝了生日。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她回忆起在火车站送别的场景，泪流满面：她的侄女拥抱着自己的两个小孩承诺道，妈妈一定会很快恢复健康，回到你们身旁。而事实上，那个年代里，患上这种病之后存活率很低。全家人跟这位美丽的年轻母亲道别，并且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年后，她的侄女果然活着回来了——完全健康，与常人无异。但她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坟，因为他们在几个月前也因为感染了肺结核而身亡了。从那时起，家人们就都心照不宣地不再亲吻孩子，因为他们担心亲吻预示着孩子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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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讲和，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按照错误的观念去思考问题，而是要承认，事情没有往好的方面发展总是有某种缘由的。回顾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否认发生了坏事是两回事，但是回顾却可能让失望悲观的情绪取代恼怒和愤懑。安从来也没有想过对孩子表达柔情居然有这样的事，也就不再抱怨小的时候大人们对她没有温情了，而只是为自己和所有痛失亲人的人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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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羞耻感和个人失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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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讲和，我们还要妥善处理关于自己失败的情绪记忆。通常，我们的羞耻感和恼怒情绪都是根据童年时佩戴的“眼镜”所看到的而产生的。孩子们总是不得不面对更适合大人面对的问题。例如，妻子不喜欢丈夫的某个特性，就会对有同样特性而犯错的孩子发火。孩子可能会觉得困惑，也许也会觉得母亲的指责不公平，同时还会产生羞耻感。成人可能会对别人的质疑和嘲笑进行回击甚至否认，而孩子却可能认为，即便母亲的话听起来很不公平，但她说的是对的。因为孩子需要得到父母的关爱，所以他可能会更倾向于接受成人的指责，生出的怒火也会自行发泄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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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羞耻感和怒火会被掩藏很久，但当相似的情境触及了相关的情绪记忆时，这种羞耻感和怒火仍然会爆发出来。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孩童时代的无助感、愤恨和失望也会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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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糟糕的时候，我们只会掩藏自己的失败，并不去揭开掩盖物，然而一旦准备好质疑过去，我们就只好选择“战斗”了。不要轻易接受并相信别人对你的评价，而是让童年的自我去重新评估当时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这就像是对过去的结论进行新的评估。如果你能够质疑那些对你和你介意的人造成伤害的评价，你可能就会对当时的事情有不一样的理解。也许环境因素能够作为新的佐证，尤其是，你现在是一个成人，你能够理解孩子们是怎样被当作了替罪羊，成为了父母冲突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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