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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香农回答，“‘应该’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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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40岁的香农留着波浪头，样貌英俊，棱角分明。在贝尔电话实验室，他一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实验室也并不干涉他这么做，因为香农发表了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来说具有惊人价值的研究，因此没人会对他的这些个人小节问题有什么怨言。可以说，香农是我们“数字宇宙”的祖师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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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论文中描述了怎样在电路中对符号逻辑进行编码，而这些电路又是如何用二进制的0和1而不是十进制数字来进行运算的。他的这篇论文被视为计算机时代的一篇奠基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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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做了一段时间研究员。当他的第一任妻子诺尔玛为爱因斯坦倒茶时，爱因斯坦对她说：“您嫁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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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香农还没发表使他名满天下的《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这篇1948年发表的论文建立了信息理论学。在香农充满革命性的愿景中，信息是世界的一种基本组成元素，与物质及能量的地位并驾齐驱，它遵从自身的规律。而信息的这些规律则成为互联网和所有数字媒体的运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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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信息，香农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当他以此来观察人类行为时，发现了一些意外惊喜。其中之一就是，人的行为往往有着高度的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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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BREAKSSCI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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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预测者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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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自然语言都有很多冗余的和可预见的元素。当我们听他人讲话时，我们会静静地期待接下来的内容，并全神贯注地不放过任何意外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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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香农发现，所有的自然语言都有很多冗余的和可预见的元素。当我们听他人讲话时，我们会静静地期待接下来的内容，并全神贯注地不放过任何意外言辞。这大概就跟如今的听写应用程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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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对语言的兴趣启发了皮尔斯。于是，皮尔斯以库普林为笔名，在《惊奇科幻小说》杂志的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另外，他还在专栏里概述了计算机生成音乐的设想。此后，音乐理论家提出，听众在聆听过程中会不断根据前几个音符预测后几个音符。观众的音乐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音乐是符合听者的期待，还是偏离其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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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天才或许会在使他发家的一亩薄田里精耕细作，度过此后的职业生涯。香农则不然——其代表作一问世，他就放下了信息论，将自己的兴趣转向了计算机，在一定程度上，还转向了人类思维。“我们希望，”香农曾写道，“研究这类可以与人玩游戏的机器的设计能引发有关人类大脑运作方式的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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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设计奇奇怪怪的机器。1950年，他造出了历史上第一台国际象棋机，过了几年，又造了一对可以翻魔方的机械手臂。香农的THROBAC（全称是THrifty ROman numeral BAckward-looking Computer）是一台能计算罗马数字的桌面计算器。他最著名的神奇发明“忒修斯”（Theseus）是一只能穿越铝制迷宫的机器鼠。“忒修斯”一出现便成了各类媒体的宠儿，香农本人还在一部短片里亲自演示了这只“老鼠”的奇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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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预测者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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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在聆听过程中会不断根据前几个音符预测后几个音符。观众的音乐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音乐是符合听者的期待，还是偏离其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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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1952年前后问世的“终极机”（ultimate machine）。好奇的观察者曾受邀来推动开关，把终极机打开，一只机械手就从机器里弹了出来，关上开关后便缩回暗门。这一超现实的演练注定要成为后人竞相效仿的“模因”。你可以试试用谷歌搜索“终极机”或者“留我一人机”（leave me alone machine）。科技馆里出售或展示着各种致敬版或山寨版的终极机，YouTube上还有用乐高积木搭建终极机的视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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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害羞的人一样，香农也有想出风头的一面。人人都知道他爱在贝尔电话实验室的走廊里骑独轮车，有时还会玩一下杂耍。有一段时期，他试着用弹簧单高跷作为往来办公室之间的工具。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这是香农从科学天才到滑稽小丑的无缝切换，但其实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深奥的问题。而他所探索的这些问题之一便是：一台能猜中人心思的机器需要有多复杂呢？他的同事戴维·斯莱皮恩（David Slepian）提起香农时说：“我认为，他的智慧可以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出神入化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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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PK猜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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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在贝尔电话实验室结交的朋友屈指可数，戴夫·哈格尔巴格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在哈格尔巴格的实验室吃午饭，还在那里测试各种有趣的精妙设备。有一回，哈格尔巴格给香农戴上了脑电图仪，想试试机器能不能绘测出香农的天才思维。结果，哈格尔巴格没看出什么反常的迹象。接着，两人把猜心机接到了脑电图仪上。而这台猜心机的电波看起来跟香农的特别像！原来，这是因为一台内部电机在以接近人类大脑α波的速度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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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自然因为猜心机而感到格外兴奋，他决定自己也造一台。不过，他并非单纯仿造哈格尔巴格的猜心机，而是有所改进。香农的机器跟同一个人连续多次对阵，猜对的比例是65%。改进版猜心机的优越性很快就一目了然，它成了贝尔电话实验室大受欢迎的工间休息项目。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自负的天才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源源不断地来到贝尔电话实验室。香农的猜心机由此成了辨识天才的“石中剑”。凡是自诩聪明的人，都会胶尽脑汁来跟机器比试一番。顶得住挑战诱惑的人很少，挑战失败时自信心不曾遭受些许打击的人就更少了。尤其神秘的是，只有香农能击败他的猜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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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18日，香农在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一份题为《一台读心机？》的备忘录里描述了自己的装置。他写道，匹配式游戏的历史颇为独特，还带点文学性。“计算机之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从博弈论的角度讨论过匹配式游戏，美国小说家爱伦·坡（Allan Poe）则在《窃信案》（The Purloined Letter）中从心理角度讨论过。奇怪的是，较之诺伊曼的方法，这台机器更接近爱伦·坡的方法。当爱伦·坡笔下的心理侦探故事中的主人公解开罪案谜题时，他们每每以此为前提：“当人们努力不想被预测的时候，总是能被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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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级计算机能下国际象棋、能参加益智问答节目的当今时代，人被机器猜中心思已经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机器的成功几乎不可思议，香农用“读心机”的说法准确地抓住了人们对这台机器的共同看法。人们玩香农机器的时间越长，它就越能准确地预测人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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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电话实验室的曼弗雷德·施罗德（Manfred Schroeder）想要向来访的数学家弗里茨·希策布鲁赫（Fritz Hirzebruch）炫耀一番这台机器。头一轮，希策布鲁赫就连胜13局。难道香农的机器就这样碰上了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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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机器赢下了第14局。接下来的17局游戏中，它又胜了16局，这时候，机器已经领先于著名数学家了。希策布鲁赫不停地玩，结果无济于事。此后，他再也没能赢过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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