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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1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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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序言》，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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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前言》，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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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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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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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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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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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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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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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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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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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转引自［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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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德］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载于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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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荷］杜威·德拉埃斯马：《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张朝霞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8、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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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Jan Assmann：“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in Peter Meusburger，Michael Heffernan＆Edgar Wunder，eds．，Cultural Memories：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Heidelberg，London＆New York：Springer，2011，p．23，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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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英］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吕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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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第一章 记忆、记忆文本及其与真实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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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忆与符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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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三个问题。“谁在记忆”和“记忆什么”是一组互为因果的问题，“谁”是主体，“什么”是客体，记忆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被记忆对象的边界，而记忆客体又对建构和重建记忆主体的身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组概念关涉到记忆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是记忆的社会批判功能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基础。“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则指记忆的实施过程，它是基于记忆个体的神经系统和心理机制所完成的一系列意识活动，也是体现在民间神话、博物馆、地方志、纪念碑、礼仪风俗、档案材料、社会习惯等中的人类历史行为，它与记忆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与“如何记忆”这三者的循环构成了记忆研究的内部世界，而记忆的功能、记忆的价值与意义、记忆与文学或历史等学科的关系则构成了记忆研究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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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记忆研究不仅仅指记忆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它还有一个根基性的领域亟待我们去开掘，即“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记忆”、“我（们）如何表述我（们）的记忆”或“我（们）的记忆如何被他人知晓”等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最初的疑问，是我们开展记忆研究的前提。对此，我们常常有可能脱口而出：“我记忆，并且我被记忆。”这样说，意味着我们把记忆理解为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尽管这一表述也部分地揭示了在理解记忆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主客体间互文共生的关系，或者说，记忆行为自发发生，近乎一种人类的本能或直觉，但它却无法透彻解释记忆被合法表达的实质，甚至令这个问题趋于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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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记忆的意识化或记忆的表述本质？又应当怎样对记忆表述的本质进行理论意义上的还原？在“我记忆，并且我被记忆”的宏观言说下，记忆的真实性是否受到了影响？毋庸置疑的是，我们无法面对混沌暧昧的、作为无意识的记忆素材，而必须将其转换为“可用的”或“可理解的”形式才能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假如记忆被封闭在一个个体的思想意识中，这个个体只将其局限于一种“意识流动”或心理活动，那记忆不仅不能用于交流或借助交流而被得知，而且即使对于这个记忆中的个体而言，它甚至也还处于一种“不存在”的或极端封闭的状态。我认为，使记忆从个体思想的暗流脱身出来，令其成为理论意义上的真正的“研究对象”，这在根本上就是一个记忆再现或记忆表述的问题。记忆再现或记忆表述是记忆研究中的根基性问题，其本质就是符号化的建构过程，也即记忆和符号叙事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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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最基本的功能是存储功能，但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未经过整理的、各种材料纷乱杂陈的潜意识世界，是未经整理的“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詹姆逊语）”，“我们所有主动地、间接地经验过的生活都被包含其中。阿斯曼夫妇将其称为“未被居住的潜藏领域”，“在个体的内心层面，这类记忆的因素极其不同：部分是不活跃且不具有生产力的；部分是潜在的未受关注的；部分是受制约而难以被正常地重新取回的；部分是因痛苦或丑闻而深深被埋藏的。……在集体层面，存储记忆包含了变得不可使用的、废弃的、陌生的东西以及中性的、身份抽象化的属于数据或资料类的知识，当然也包含了错过的可能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全部内容”。[1]这一部分是没有边界的、无组织的、野性的、未被我们的意识所驯服的，我们无法借助记忆原封不动地复制或复活这个大杂烩，其中部分会被我们遗忘，部分会被我们掩埋，部分会被我们扭曲变形……只有极少的部分会被我们关注、提取和征用。记忆对待原始素材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不能不受到生活现实的束缚和制约，而现实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立场、一种裁决，以及对潜意识领域的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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