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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心理学家杜威·德拉埃斯马在他的《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一书中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沙漏的故事。“沙子无声地从上面的球体中漏下，逐渐在下面的球体中堆成一座小丘。……把沙漏倒过来就恢复了可用时间的蓄积……但是不管你这样重复多少次，实际情况是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因为沙漏里的沙粒相互摩擦，变得越来越光滑，最后它们是几乎不带摩擦地从一个球体流到了另一个球体；沙漏中间的那个漏孔也因沙子的不断摩擦而逐渐变宽了。一个沙漏用得越旧，沙子漏得越快，也就是说沙漏所计的时辰就越短，而这一点是不易觉察的。这一不甚完美的计时器有着一个人生隐喻：‘对人来说也是如此，一年又一年，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直到生命终结。’”德拉埃斯马根据沙漏的原理，得出了一个令人伤感的结局，那就是：时间有了方向感，有了质感，甚至有了速度。“我们日常的言论也给了时间以变数和弹性的特征。时间可以缓慢蠕动，也可以飞逝而过；时间可以放慢步子，也可以停滞不前；时间可以收缩或膨胀，也可以缩短或拉伸。思想和言论中的时间填充了空间，时间体验可以与空间体验相一致……方向、变速和弹性这三大特征都将透视法则应用到它们的内在感知上。”[51]时间变得像人一样，随着人的年龄增长，时间也过得越来越快。而在一个流动的时代里，记忆也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要丰富，因为至关重要的不是连续性，而是速度。此刻转瞬间就成为过去，切近的过去转瞬间又被更近的过去所覆盖，因为时间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增值，记忆也变得似乎比以往更具流动性。“记忆，使人类得以升华在集体和团体中，而生活在集体和团体中又令我们能够建造记忆。这种记忆和归属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如哈布瓦赫所说，是一种自我规划或‘自动生成’的事情，它也是一种政治基础或政治组织。记住和归属都有规范化的方面。如果你想归属，那你必须记住。”“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时间、身份和记忆之间在个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三种维度上的关联……变得越来越明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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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记忆的神话，也是身份认同的神话，亦即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以一种同样不确定的方式来诠释自我。它就像西西弗斯的神话所具有的隐喻意义那样，虽然已经知道了推石上山的结局还是从头开始，但依然还要推石上山。这不是一种屈从于命运嘲弄的无奈姿态，而是对永恒运动着的生命本身的尊重。记忆和身份认同也一样，尽管不存在一个可被认知的或者可被描述的“终点”，甚至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像传统理论所形容的那样密切，但记忆本身以及认同本身，却毫无疑义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流动过程。而流动本身，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种生活，乃至这其中的一切有关自我认知的行为，最根本的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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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流动本身绝不等同于混乱，“流动（如航空旅行）本身需要‘多重稳定性’（multiple stabilities）的支撑，或者说是系泊处（moorings）（如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的支撑。所以说，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大量不动体系的存在，就没有流动性的增长。流动和系泊（mobility/moorings）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全球体系变得更为复杂。它让我们得以审视社会性的持续嵌入模式，正是这些模式，支撑起一个不固定的、流动的世界。此外，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具有地方性和文化特殊性的生活形态，对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53]。流动与系泊、确定与未知、秩序与解构、地方与全球、记忆与遗忘、身份认同与碎片化等，这一组组对立又交又的关系范畴，及其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生长力，正是本书展开的最紧要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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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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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周宪：《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从“固体”到“流体”》，《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7—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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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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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详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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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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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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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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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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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汪民安：《后现代性的谱系》，载于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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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大卫·雷·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载于大卫·雷·格里芬编著：《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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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汪民安：《后现代性的谱系》，载于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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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an Assmann，Moses the Egyptian：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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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http://tspace.library．utoronto.ca/citd/holtorf/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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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德］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载于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此处简·奥斯曼即指扬·阿斯曼，不同译者译法不同。本书全部采用“扬·阿斯曼”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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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导论》，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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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德］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载于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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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an Assmann，“Preface”，in The Mind of Egypt：History and Meaning in the Time of the Pharaohs，translated by Andrew Jenkin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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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an Assmann，Moses the Egyptian：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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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于文化记忆系统之不同分类及含义的论述材料主要来源于网络，详见http://www.noologie.de/desn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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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avid B．Guralnik，ed．，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New York and Cleveland：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72；James A．H．Murray，Henry Bradley，W．A．Craigie and C．T．Onions，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V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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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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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上材料参见［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93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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