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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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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转引自［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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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德］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载于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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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荷］杜威·德拉埃斯马：《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张朝霞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8、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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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Jan Assmann：“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in Peter Meusburger，Michael Heffernan＆Edgar Wunder，eds．，Cultural Memories：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Heidelberg，London＆New York：Springer，2011，p．23，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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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英］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大转型的社会理论》，吕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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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第一章 记忆、记忆文本及其与真实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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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忆与符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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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三个问题。“谁在记忆”和“记忆什么”是一组互为因果的问题，“谁”是主体，“什么”是客体，记忆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被记忆对象的边界，而记忆客体又对建构和重建记忆主体的身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组概念关涉到记忆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是记忆的社会批判功能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基础。“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则指记忆的实施过程，它是基于记忆个体的神经系统和心理机制所完成的一系列意识活动，也是体现在民间神话、博物馆、地方志、纪念碑、礼仪风俗、档案材料、社会习惯等中的人类历史行为，它与记忆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与“如何记忆”这三者的循环构成了记忆研究的内部世界，而记忆的功能、记忆的价值与意义、记忆与文学或历史等学科的关系则构成了记忆研究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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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记忆研究不仅仅指记忆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它还有一个根基性的领域亟待我们去开掘，即“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记忆”、“我（们）如何表述我（们）的记忆”或“我（们）的记忆如何被他人知晓”等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最初的疑问，是我们开展记忆研究的前提。对此，我们常常有可能脱口而出：“我记忆，并且我被记忆。”这样说，意味着我们把记忆理解为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尽管这一表述也部分地揭示了在理解记忆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主客体间互文共生的关系，或者说，记忆行为自发发生，近乎一种人类的本能或直觉，但它却无法透彻解释记忆被合法表达的实质，甚至令这个问题趋于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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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记忆的意识化或记忆的表述本质？又应当怎样对记忆表述的本质进行理论意义上的还原？在“我记忆，并且我被记忆”的宏观言说下，记忆的真实性是否受到了影响？毋庸置疑的是，我们无法面对混沌暧昧的、作为无意识的记忆素材，而必须将其转换为“可用的”或“可理解的”形式才能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假如记忆被封闭在一个个体的思想意识中，这个个体只将其局限于一种“意识流动”或心理活动，那记忆不仅不能用于交流或借助交流而被得知，而且即使对于这个记忆中的个体而言，它甚至也还处于一种“不存在”的或极端封闭的状态。我认为，使记忆从个体思想的暗流脱身出来，令其成为理论意义上的真正的“研究对象”，这在根本上就是一个记忆再现或记忆表述的问题。记忆再现或记忆表述是记忆研究中的根基性问题，其本质就是符号化的建构过程，也即记忆和符号叙事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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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最基本的功能是存储功能，但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未经过整理的、各种材料纷乱杂陈的潜意识世界，是未经整理的“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詹姆逊语）”，“我们所有主动地、间接地经验过的生活都被包含其中。阿斯曼夫妇将其称为“未被居住的潜藏领域”，“在个体的内心层面，这类记忆的因素极其不同：部分是不活跃且不具有生产力的；部分是潜在的未受关注的；部分是受制约而难以被正常地重新取回的；部分是因痛苦或丑闻而深深被埋藏的。……在集体层面，存储记忆包含了变得不可使用的、废弃的、陌生的东西以及中性的、身份抽象化的属于数据或资料类的知识，当然也包含了错过的可能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全部内容”。[1]这一部分是没有边界的、无组织的、野性的、未被我们的意识所驯服的，我们无法借助记忆原封不动地复制或复活这个大杂烩，其中部分会被我们遗忘，部分会被我们掩埋，部分会被我们扭曲变形……只有极少的部分会被我们关注、提取和征用。记忆对待原始素材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不能不受到生活现实的束缚和制约，而现实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立场、一种裁决，以及对潜意识领域的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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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受制于多重因素，不仅取决于过去本身以及现实情境，更重要的是，它还受到我们“言说”过去的方式的制约。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过去总会被合法化”[2]，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较为现实的方式回忆、想象并重新塑造过去，过去不仅取决于我们不断变化生长的记忆，而且取决于意识筛选、想象重构和媒介展现，因此，记忆的核心问题就是重现（representation），是表征，是语言和实在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审美联系。而这一切，只有通过符号才会发生。而我们若想驯服狂野无序的“大杂烩”，本质上其实就是要对它进行符号化处理，基于某种现实情境的需要，有选择地征用、支配和占有那些材料，使其转化为与我们构建自身的主体身份相关联的、有意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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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符号化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记忆从存储到重建，是一股潜流，它在我们的头脑和意识中悄然发生；其二，记忆从心理实在到经验活动，又是渐趋呈现和演示的，它只有借助“被言说”或者“被表述”才能成为一种确定的形式，从而才能为我们所认识。后者就是本论的立足点，也是我认为记忆研究中最具根本性的因素。显而易见，再现记忆或表述记忆最自觉也最主动的一种方式就是语言行为。比如说“我记得……”、“回想当年……”、“那个时候我……”，等等。对过去的记忆是被讲出来的，通过语言的叙述，记忆脱离了昏暗繁杂的“未被居住的领域”，上升到确定的、明晰的“现在世界”，从意识的可能性脱胎换骨为语言的现实性，实现了在社会层面而非自然层面的“第二次诞生”，成为可供认知、交流和建构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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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忆客体的角度来说，记忆就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予意义的符号；从记忆主体的角度而言，记忆的二次诞生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建构和叙事过程——记忆必须以被记忆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两者之间天然地存在一种互文共证的关系。这与20世纪的史学理论革命（海登·怀特）和语言转向（R．罗蒂）有重大关系，也在更深的层面上关涉到我们对存在和实在的关系的理解。荷兰史学家安克斯密特认为，语言转向说兴盛的原因是：“与经验论所相信的相反，我们相信为真的东西至少有时候是可以解释为是关于实在的陈述，以及关于语言意义的陈述，和关于我们在语言中所使用语词的意义的陈述。因此，和实在一样，语言也可以是真理的制造者。”[3]而在芬兰学者塔拉斯蒂那里，这显示为符号的逆向运动，也就是说，“符号的所在，是基本存在的结果”，“所有世界和命运都从无意识中凸显出来，凝结为一个符号，一种品味，一种嗅觉，一种香水，一种姿态”，符号的价值要靠记忆的功能来体现，记忆就意味着“将现在视为缺场的，超验的”。[4]而在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论里，这又意味着文化记忆的“视野”，即人类历史早于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文化记忆有其知识储备的外边界”，“文化记忆……是关于过去的一种独立形式。……不是某些可以发现的来源和痕迹，而是文化文本决定其视野的大小，并且通过其语义学的塑造世界的功能来给予文化记忆身份构成的简明性”。[5]历史（实在）早于记忆（存在），而记忆又先于记忆的言说（语言），由此可见，记忆的符号化同样显示出反经验主义的含义。记忆基于事实，而符号叙事却可以与事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分析和推理来臻达真理，这既验证了美国哲学家奎因所说的“经验真理”和“分析真理”之间的差别，也证实了R．罗蒂所谈的“经验的强制”和“语言的强制”对我们形成真实信念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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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另一种形式是被记忆，即作为记忆的客体或载体，比如人、事或物象，如图片、档案、物件、博物馆、仪式等，由这些可见的实体性符号来承载一段过去。事和物象本身是不会记忆的，但它们作为特殊的表意符号，却可以营造诱人回忆的氛围，充当激活或激发主体进行记忆的催化剂。经由主体的移情和投射，这些符号在记忆行为发生之前，就已变成了具有先验的情感结构的“形式”或“意象”，它“是从图式中捡出部分的一种手段，是在重建过去的刺激和情境中增加多样化机会的一种手段，也是克服按年月顺序的编排来呈现的一种手段”[6]，它对记忆的最大帮助就是增强我们处理距离情境的能力。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将之称为“强迫记忆”，阿莱达·阿斯曼则命名其为“他我记忆”，在这种类型的记忆中，主体只是在等待，等待着“缄默的物品撞击”[7]我们，主体同时也变成了媒介，用以传达和“翻译”出被事情或物象所触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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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记忆是借助符号得以再现和表述的，记忆是关于记忆的陈述，因此记忆就绝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固定的，它必然要在过去和现实之间逡巡往返，部分可能被不断地重复，部分可能被打破重组，部分可能被消除抹去，也可能会有新的元素加入进来。“语言回忆的框架不是身体，而是社会交往。莫里斯·哈布瓦赫曾指出，回忆是在与他人及他们的回忆的语言交流中构建的。我们回忆许多我们能找到机会去讲述的东西。讲述是一种‘详尽的编码’，一种使经历变成故事的翻译。……记忆通过详尽和重复巩固自己，这也说明：没有被重复的就消失了。”[8]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令记忆符号的意义不断增值；同时，语言的建构本质也决定性地影响了记忆的想象性特征，使记忆与故事变得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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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语言的符号化建构，记忆变成了文本，或者说，记忆被文本化。表述一段记忆就像是讲一个故事，主体会因为记忆的现实情境和需求不同，而对过去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修改、转换或补充，从而使之更倾向于“可被理解和可被接受的真实”。文本成了我们阐释记忆的媒介，并将记忆行为带入一个边界开放的记忆空间。这个空间的中心是“真实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和经历，是所谓不可撼动的、确然实存的历史；而与“真实的过去”拉开距离的则是一系列记忆文本，受不同主体、不同时代和不同世界的影响，这些记忆文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它们都是“真实的过去”的“痕迹”和“道路”，是对彼此的反思和证明，并共同组成了记忆共建的根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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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蕾娜特·拉赫曼在研究文学和记忆的关系问题时，借用后结构主义的概念“互文性”来指称这种文本记忆。她认为，文学记忆是一个复杂的文本生产机制，“而记忆产生于对以符号形式存在的各种文化信息进行去符号化和再次符号化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叙述以双重方式具有记忆性能，即一方面叙述作为文本的再生产和重复过程，另一方面以特定的叙述模式使叙述具有记忆性能”，“文化记忆由已转化成文本的美学和语义经验构成”，因此，互文性和文化记忆的表达紧密相连。拉赫曼把互文性当作“一种有效的记忆方式，它可以变化角度来观察、平衡并修改大文化文本中的各种单个文本”，而“每个文本都是对所有文本的记忆，这些文本都在这个文本中留下了痕迹”，因此，我们能够把互文性称作文本本身所具有的记忆。[9]拉赫曼的观点突出强调了记忆是一种能指异常丰富的生产机制，它能生产意义，也能生产价值，它甚至能够依据语境生产各种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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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它既可生产符号，也能生产符号背后的意义，这使得记忆的内涵越来越与历史接近。我们可以说一段个人的历史几乎就等于这个人的那段记忆吗？或者说一段历史只有借助记忆才变得有意义？当记忆以符号叙事和符号生产的形式发挥其巨大的文化功能时，历史究竟应该被怎样定位？记忆能够独立于历史存在吗？记忆与历史之间的界线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吗？简而言之，记忆和历史这两个概念是否有交集？关注记忆和关注历史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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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二、历史的记忆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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