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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vishai Margali，The Ethics of Mem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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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日］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徐曼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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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vishai Margali，The Ethics of Mem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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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序》，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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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rian Roberts，Biographical Research，Buckingham＆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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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rian Roberts，Biographical Research，Buckingham＆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p．30，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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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法］皮耶·诺哈：《记忆所系之处》（第一卷），戴丽娟译，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2年，第35—36页。台版的“皮耶·诺哈”与中国大陆所译的“皮埃尔·诺拉”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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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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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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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39，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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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errthold Molden：“Vietnam，the New Left and the Holocaust：How the Cold War Changed Discourse on Genocide”，in Aleida Assmann and Sebastian Conrad eds，Memory in a Global Age：Discourses，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Lond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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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美］霍米·K．巴巴：《关于全球化与矛盾意向的笔记》，载于《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年第4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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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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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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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Roberta Rubenstein，Home Matters：Longing and Belonging，Nostalgia and Mourning in Women’s Fiction，New York：Palgrave，200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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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第三章 全球化的记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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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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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理论家就开始聚焦“全球化”概念，对其所指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借助“方法热”、“文化热”、“美学热”等多种学术论争反思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问题，并直接介入到对全球化的世界性思考中来。“全球化”这个概念自此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现在看来，“全球化”大概是当今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尽管各家各派对它的用意和界定各有差别。英国学者马赛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甚至断言：“‘全球化’此词的广为流传，部分归因于它的词义上的模棱两可，以及取决于谁在使用与用在何处，而且有不同的含义。”[1]当然，歧义纷争并不妨碍人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层面上“互相矛盾”地使用它，“全球化”的概念不仅仍然给使用者提供了某种共享或共识的意味，以致人们模糊地将其视为某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过程，以及由这一历史过程带来的社会现实；而且“尽管这一术语被很宽泛地、而且确实是矛盾地使用着，但它本身已经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成为围绕‘全球的（global）形成的术语令人吃惊地扩散的一个方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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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列举一些对全球化的界定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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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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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把全球化描述成“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它既是一个“由速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过程，又是由之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比如中心和边缘之分界的淡化、地球物理边界的消弭、“距离不再有任何意义”以及人类生存的两极分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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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强调的是包括依靠大众传媒来产生影响的通信技术在内的文化全球化。他提出了一个全球整合的四维模型：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军事秩序和全球劳动分工。在这些维度背后，正是文化的全球化在发生作用。这四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构着全球劳动分工，对于世界军事秩序来说至关重要的民族国家体系，不仅推动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被其形塑和改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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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当今全球互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张力”，“全球化自身在深层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不平衡的乃至地方化的进程”。而全球文化进程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想象，“想象是所有形式能动性的核心，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关键要素”。阿帕杜莱认为，“全球化已缩短了精英之间的距离，转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核心关系，破坏了劳动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种种关联，模糊了临时居所和想象中的民族情怀之间的界线”，他主张从全球文化流动的族群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等五个维度入手研究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及其与经济、文化和政治间的根本性散裂特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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