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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无限夸大绿子的象征作用，因为小说的结尾告诉我们，这仍然“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般永远长不大的存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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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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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沉默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时间里，我一直合起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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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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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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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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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渡边仍未获得对自我位置的稳定界定。实际上，他还处于一种继续找寻的状态。就如村上春树所说：“我的主人公总是失去了什么，于是他去寻找这个失去的东西。”“在这些经历中他必须战胜逆境，最终他找到了那样东西，但是他不能肯定那就是他原来在寻找的同一样东西。……推动这些故事的动力就是：失去、寻找、发现，还有失望，以及对世界的一种新的认识。”[30]《挪威的森林》描写的是那些不得不在1969年前后的日本社会迅速长大成人的一代人，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在战后或者说近代彻底追求快乐这一至高无上的命题之下，伦理、道德、规范，以及通常所说的像那么回事、界限、习俗、公约等无不被最大限度地从内在世界驱逐出来而暴露于外”[31]。这一代人不能忽略在密集的意识形态活动下自我内心的空洞状态，也无法无视自我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是观之，一个个体必须找到自我的立足点。渡边确实是在寻找，说是寻找人生的意义或是记忆中那永远失落的自在感和完整感也未尝不可。换句话说，对于渡边而言，这个立足点首先和根本地就是一种“在世感”，一种能够活着并与现实世界相安无事的平衡感。“说起来，60年代末期或许是一塌糊涂的年月，但拼命活着的实感还是有的。……那个年代的活法的综合性密度那样的东西，时至如今的确有打动人的地方。”[32]“拼命活着的实感”——这也许可以最恰切地解释渡边最终的选择以及绿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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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它就像一种燃料，可以温暖你，也可以把你烧成灰烬。”[33]关于木月和直子的记忆具有把渡边烧成灰烬的残酷性和破坏力，但关于绿子的记忆却能够赋予渡边人生的温暖。我们说，“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34]普遍有效的承诺和特殊身份是构成我们的两大要素，缺失其一，就会发生认同危机。道德是承诺的前提，又与特殊身份的实践形成背景化和制约的关系。渡边没能履行对直子的道德承诺，也没能建立起自我确认的“同一性”，因此，可以说，他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确定的人。他的获救的希望——如果我们设想，他能够在与绿子的相爱中找到“方向感”——恐怕要来自于另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即遗忘——忘记过去那极易令人窒息的黑暗，记住那些如萤火虫一般的微小的光亮。遗忘在此成为一种和解，不是要放弃对人生消极状态的斗争，而是将那些巨大的“黑洞”暂时搁置在一旁，承认它们的存在和力量，接受自我身份的不完整性，心平气静地在现实生活中安置自己的孤独感。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那样：“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审慎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35]人总是能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在每个个体之现实的世界和幻想的世界之外，理应存在着一个“更大的世界”，而这个“更大的世界”或许就是人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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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渡边而言，或者说，对于《挪威的森林》中的众多人物以及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各色人物，甚至是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世界性”也许就表现为人或生命本身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自我”总是一个不完整、有欠缺、时时刻刻承受着矛盾和分裂的状态。我们总是试图要去修复它，但它不仅在本质上是不能被修复的，而且实际上它也不需要被修复。也许正是这种形形色色的断裂和缺口才形成了“我”之所以为“我”的特点。日本学者内田树通过对村上春树别出心裁的“身体阅读”，得出了非常精辟也非常深刻的结论。他这么说：“这个‘更大的世界’在故事中常常只会以一种阙如的状态出现，而决不会以指名道姓的形式出现。不过，在逐渐阅读村上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们会感觉到，这种阙如也是我们自身所阙如的东西。我们不是共有某个存在之物，而是共有不能拥有某个东西的事态。在不能这一点上，人类被超时空地维系在了一起。……只有当一个原本不可能有关的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架起桥梁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在那里存在着一个只有用那种方法才能窥见的巨大间隙。而给村上作品的世界性提供保障的，正是让我们感知到某个东西出现阙如的卓越技术。”[36]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认同恰恰是最不需要被激进推动的一项工程。换句话说，在当下的社会中，现实比记忆更有效，也更有利于我们以之为依据去规划个体的与集体的未来。遗忘不是消极的遗忘，就如同选择性的记忆一样，它最终都要为实现其面向未来的功能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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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三、生存焦虑与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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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形容我们当下、即刻或此在的生存状态，那最合适不过的概念可能就是——焦虑。我们是焦虑的群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和世界中，我们借助焦虑来掩饰自己的脆弱，也经由焦虑理解他人的处境，甚至与他人达成一种微妙的默契。焦虑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体，而变成了一种时代症候和社会情绪。阿帕杜莱认为这种状态是当今世界文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他断言：“如今我们所处的世界似乎是根状茎式的，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一方面召唤出理论去解说无根、异化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一方面营造着电子媒介下亲密感的幻想（或噩梦）。”[37]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在其巨著《焦虑的意义》中也曾宣称，20世纪人类社会的巨变就是由“隐性的焦虑时代”转变为“显性的焦虑时代”。[38]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现代人的现实实在及精神生活时，不论涉及我们的过去还是未来，都无法再回避这一“世界性”或“世纪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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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值得我们追问的是，在现代人所有的生存焦虑中，最原初也最根本的焦虑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长久地、深深地困扰我们？它由何而来？又会把现代人引向何方呢？这种情绪与我们对自身的了解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它是我们必须要面对或克服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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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各种焦虑中，最根源性的是安全焦虑，也就是安全感的缺失或对安全的不确定性。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安全需求是仅仅高于人类为维持机能存在及其正常运转而产生的生理需求之上的第二种需求，是人作为一个自然有机体在进入社会并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前最基本也最首要的需求。在安全需求之上，人类还有寻找情感和归属的意愿、被尊重的渴望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安全焦虑揭示了怎样一种不容乐观的生活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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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security）是一个包容非常广泛的概念，我们将一方面从它的词源追溯以及哲学还原来考究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另一方面从它的现实表征和社会体现来追问这个概念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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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英语中被表述为security，拉丁文原词是securitas。谈到安全，就不能不谈这个概念在其拉丁文表述中的核心构成——cura，因为在“安全”的词源谱系中，它是一个与cura密切相关的词。cura与care、concern、attention、worry、anxiety及trouble的意思相同或近似，即指“关注”或“关心”。对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并不陌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烦”（sorge，“烦”的译法取自熊伟）和“畏”（angst）理解为此在（人）之存在的两个基本状态，他所谓的“烦”大意是关心，但又“明确具有担心、忧虑、焦虑不安的意思”[39]，陈嘉映译本中就将其改译成了“操心”。而cura，或者说关心、操心，这一状态的人格化或人格神就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女神Cura。在古罗马文法学家海基努斯（Hyginus）收集修订并保存下来的诸多寓言中，就有一则关于女神Cura造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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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次，女神Cura［“操心”］在渡河之际看见一片胶土，她若有所思，从中取出一块胶泥，动手把它塑造。在她思量她所造的玩艺儿之际，朱庇特神走了过来。“操心”便请求朱庇特把精灵赋予这块成形的胶泥。朱庇特欣然从命。但当她要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她所造的形象时，朱庇特拦住了她，说应得用他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形象。两位天神正为命名之事争执不下，土地神（台鲁斯）又冒了出来，争说该给这个形象以她的名字，因为实在是她从自己身上贡献出了泥胚。他们争论不休，请得农神来做裁判。农神的评判看来十分公正：你，朱庇特，既然你提供了精灵，你该在它死时得到它的精灵；既然你，土地，给了它身躯，你就理该得到它的身体。而“操心”最先造出了这个玩艺儿，那么，只要它活着，“操心”就可以占有它。至于大家所争的它的名称，就叫“homo［人］”吧，因为它是由humus［泥土］造成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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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通过讲述这则寓言，解释了“操心”的生命来源及其与人的关系，也即人在有生之年必然隶属于“操心”，cura“不仅意味着‘心有所畏的忙碌’，而且也意味着‘战战兢兢’、‘投入’”[41]。这则寓言开始于人的躯体的创造，而结束于对人作为一个物种的命名，美国学者约翰·汉密尔顿（John T．Hamilton）在其鸿篇巨制《安全：关注的政治学、人文科学与语言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且颇有意味的溯源，他认为前者涉及存在，后者则涉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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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涉及存在的人（homo）而言，人类（human being）首先和根本地是一个被诸神馈赠及给予的人：土神给予其身体，朱庇特给予其灵魂，Cura使其成形，而农神为其命名。这一切神圣的馈赠使人类生来就不得不担负一系列的责任和债务，他/她必须要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履行这些责任，偿还这些债务，最终把肉身还给大地，把灵魂还给天神。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必死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及其对责任、义务的担当，就必然成为人类最关注也最操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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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被语言命名的、作为物种的人而言，人是一种复合体，是沉重的肉身和轻快的灵魂组合而成的形象，人的名字是要与这个复合的形象相一致的。因为人在被造之初就先天地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分裂性，因此，这一外来的、对人的命名就是保护人类之分裂实体，使其维系在一个完整的状态，并将其带入时间之流和历史进程中。这样一来，人类又不得不在诞生之初就要面对“身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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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无论是存在的人还是语言的人，都要受到生命有限性或者说时间流动性的影响，而在有限的生命中，人最关注、最操心或最焦虑的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担当。这种担当一则包含对躯体或身体的担当，也即人有一种“生命冲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活在这个世上，实现人在物质意义上的自在存在；二则包含对精神或灵魂的担当，也即通过履行职责、承担义务，使人的“名”与“实”嵌合在一起，实现人在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存在，完成人对自身身份的承诺。“人能够为他最本己的诸种可能性而自由存在，而在这种自由存在（筹划）之际成为他所能使的东西，这就叫人的perfectio［完善］。”[42]因为神的馈赠和人的初造，人不得不关注自身，为自己的在世操心，但背离这种操心的，或者说对这种关注起到决定性阻隔的则是人的必死性。“如果说，所有的焦虑最终都指向一种对死亡的预料，那么这种焦虑的情感也可以被用来指称一种恐惧感，即一个生命体之肉体的和精神的构成元素总有一天会被撕得四分五裂。因为在这里，死亡既可以是一具毫无生气的躯体，也可以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精神；既可以被界定为一具尸体，也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神。”[43]人存在于时间之中，而时间之流永不停息，因此死亡是人要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只有人在死后（posthumously），或者人处于历史的终点，人类才有能力最终完成在世的“操心”和“关注”，也即不再关注和不必再操心，从而最终获得安全感。哈姆莱特在他著名的关于“生与死”的独白里也曾感慨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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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获知“安全”在词源上的基本意义了，即一种“不再关注”或“不再关心”的状态。汉密尔顿对securitas一词进行了分解，认为它由三个部分组成：se-cura-tas，“前缀se-，指隔开、分开、远离；名词cura，指关注、关心、注意、操心；后缀-tas，表示一种存在的状态。securitas，就是指一种与关注分离的存在状态，一种在其中关心和操心都被搁置一旁的状态”。“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当人类不再受控于Cura神时，当他的统一体被分离开来，重又还原为他初始的离散因素时，人就获得了安全。”[44]——不得不说，这简直是一个诡异的概念。因为对于有限的人类而言，生存焦虑——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人类必死性的焦虑，而就人类的必死性这一点来看，我们对获得在世之安全感的欲求几乎就是妄谈。既然人类无法摆脱自身的时间性，那就更不可能解除生存焦虑，而获得所谓的安全感也变成了一种对人性或人之生命存在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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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仅对安全概念的本义进行理论推演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讶异的结论，即安全在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因为对安全的获取不得不以与生命整体（躯体和灵魂）的分裂为代价。尘归尘，土归土，灵归灵，在道德层面上，安全感就象征着责任的真空，或者标志着所有责任和应尽义务已然被完成的状态。形象地说，安全就是人不欠神的债，人已用生命回报了神的创造与馈赠。假如我们避开在理论层面上对这种责任真空或责任完成的状态进行绝对化的推论，而追寻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安全感的可操作性时，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何为安全？安全就是无欲则刚。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世界和他人没有私己的要求和欲念时，世界和他人就无法对我们构成威胁，二者之间就难以形成紧张对峙的关系，我们就不容易对外在于“我”的事务产生焦虑感。而当我们对自身没有强制性的操心和关注时，我们也不会在自我内部形成巨大的冲突，也得以与自身和平相处，使“我”尽可能地被维持在一个完整、确定和同一的状态。借助不去“关注”或“操心”他者与自我，不对他者与自我产生关乎价值、意义和情感的欲望，“我”获得了在现世、此刻安然自在地存在着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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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安全”不是不可实现的，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也许反倒是通过如此自为、自觉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想象和预见到安全的未来。然而，安全和焦虑在本源意义上的关联却令生存焦虑的自发性及安全感的缺失变成了人类的宿命，尤其在这样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时代里，当我们不得不被不可预测的命运裹挟着奋力前行时，这种对安全的期待就更加具有了理想化、乌托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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