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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被众多分属不同领域的理论家共同关注到的问题是：新的安全理论不再以军事、战争为核心关注点了。新的关注点，对于国家而言，是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于社会而言，是其处身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于民族而言，是其文化共同体之构建的有效性；对于人类而言，是其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及其对个体自我目标的影响等。这些问题，取代了单纯的武力和利益，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内容。“早在1992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份文件中就指出：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中一些非军事性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标志着一种安全研究‘新范式’或新思维的出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1994年发表的题为《人类安全的新领域》报告中，列举了涉及人类安全的七个方面，即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并认为，这些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关注安全问题的新焦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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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安全领域不断扩大、新的安全理论研究日益成熟的前提下，“文化安全”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这里的“文化”不是泛指，不指经济、体制或环境等基础性的内容，我们只取其关乎人类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政治信念以及文化心态等方面的含义。与我们在上文梳理过的安全本义和个体操心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相对应的是，文化安全就是指作为行为体的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确立一定的规范；与此同时，借助对规范的遵循和巩固，在国内、国际规范的影响和制约下，与其他国家产生国际互动，进而影响和决定国家行为，确立国家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最终塑造一定的国家认同。简单地说，本文所要讨论的“安全”问题的现实表征就体现为国家认同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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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个体的自我认同一样，在一个全球化越来越迅疾发展、跨国市场越来越无限拓展的时代，国家认同也是一场艰巨的“战争”，它不得不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鲍曼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不能再重申保护个体安全的承诺，因而也无法强制性地要求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国家将这场战斗‘下分’给了个体掌控的‘生活政治’领域。而同时却又将这场战役的武器供给外包给了消费者市场”[55]。鲍曼的观点正是对“文化安全”的佐证，鲍曼所言的“生活政治”和“消费者市场”或称“消费政治”其实就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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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文化安全就是用新的、“文化政治”的理念来代替旧的、“政治”的理念，借助“文化政治”的力量来获取安全感和集体归属感。“文化政治”的概念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文化和政治的结盟，或言“文化的政治化”及“政治的文化化”。当政治具有了文化的形式，或文化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受到政治介入的强烈影响，人类的生活世界及精神世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文化政治的关注中心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世界，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越来越与国家、民族的政治规划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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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是一种将各个理论资源含混暧昧地“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当然，文化政治与文化的独立性并不相悖。作为当代政治的一种主要形式，文化政治的形成主要缘于“‘后现代’景观下的政治以其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现代政治的单一和同质，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实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来实现政治的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56]。但是，文化毕竟不同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行动中，文化都可以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它可以包容性别、族群、国家、地域、血缘、制度等多种差异化的因素，使自身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身份建构。正如中国学者单世联所归纳的：“‘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5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断言，文化政治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的“混血杂生”，它至少涵盖或超越了以往我们所说的话语政治或身份政治，而更具有理论范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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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是保障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文化政治是实施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而文化政治又要经由生活政治和消费政治的顺利实施来展开。如果我们要研究生活政治与消费政治对国家认同乃至文化安全的深刻影响，那我们就不仅仅要深刻体察形成一种“国家文化”之历史、社会、传统、文明等多种元素的特质及其相互关系，还要考察这种“国家文化”与其他多种“国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也就是说，研究国家认同，我们必须尽力“超越国家的分析视角而把全世界作为一个研究框架”[58]。这就需要国际史、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传媒学等多学科视野的联合和多学科方法的共用。这既非本文的重点，也远远超出了笔者的研究能力。就对本文论题的期待而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想要反复强调的，是国家认同与重建国人之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深刻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章节中也已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阐述，在此不再赘言。毫无疑问的是，记忆与政治息息相关，也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发展密切关联。掌握了国民的记忆以及对其记忆进行阐释的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书写历史、塑造传统的权力，而历史表述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铁一般的事实，毋庸置疑。“现代记忆产生的根源不是来自与过去的割裂感，而是脱胎于对相互矛盾的历史叙述内容的高度自觉以及每一个集团为使他们的历史叙述版本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而付出的艰苦努力。”[59]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洋务运动揭开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幕起，国人就在“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同步发生的同时，开始了建立现代中国的艰辛之路，开始了在不得不同时承受异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双重冲击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双重认同。而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个认同也许仍未完成。也正是因此，无论是国家认同，还是文化安全，对于我们都是一项仍未完成的规划，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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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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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陈竹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单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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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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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3—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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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周麟：《名家美术馆与博物馆叙事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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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黄昱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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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黄昱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11—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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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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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序言》，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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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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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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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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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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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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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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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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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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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支运波：《情人、物件、文化之恋：评〈纯真博物馆〉的幽灵性》，《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1年春季号，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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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以下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单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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